10月23日闭幕的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出炉《十五五规划》。图：翻摄自人民网

中共四中全会落幕，北京随即展开一场铺天盖地的宣讲行动。从李强到王沪宁，再到蔡奇，领导人接力“投书”，轮番诠释刚出炉的《十五五规划》。其中最具风向球意义的，莫过于蔡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这篇看似是对党务工作的常规重申，实则释放出中共治理逻辑发生重大转变的制度讯号。

文章揭示了中共五年规划的深层转向：从“经济导向”滑向“政治导向”，从“成长叙事”走向“稳定叙事”。这不只是政策语言的微调，而是治国策略的根本逆转。

《十五五》不谈经济，体制正式进入“习*近*平停滞”

自1953年以来，中共的五年规划始终以经济发展为核心：产能布局、成长目标、改革节奏构成其正当性的主干。然而在《十五五建议》中，这一传统被刻意放弃。蔡奇的诠释通篇避谈GDP、投资、创新、产业升级这些过去的高频词汇，取而代之的，是“从严治党”、“自我革命”、“纪律监督”。

这种彻底去经济化的语言工程，标志着中国治理逻辑的一次结构性转变——“习*近*平停滞”的制度化正式登场。

这一局面令人联想到布里兹涅夫时期的苏联：进入一段表面稳定、实则僵化的“停滞时代”（Era of Stagnation）。今日中国亦步亦趋：政策不再寻求突破，而是绕着忠诚与控制自我强化；不再追求发展，而是以“不出事”为最高目标。这不是“改革放缓”，而是国家治理全面转向保守主义与自我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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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从副词变主词的统治语法

“全面从严治党”原是党内纪律建设的修辞，如今却被正式写入《十五五》的指导思想，地位从副词性修饰语摇身一变成为治国主轴。

当“治党”成为“治国”的全部起点与落点，五年规划这种本应聚焦发展蓝图的政策文本，彻底变质为一套政权防御工程设计图。

蔡奇文章中不断重复的“严的基调、严的氛围、严的措施”，体现的是当前中共治理心态的真实写照：不是追求松动与弹性，而是收缩与管控；不是制度完善，而是权力强化。

所谓“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在此语境下早已不再是清廉诉求，而是权力稳定机制。反腐不再针对贪污，而是针对异己。

去经济化背后的核心逻辑：权力防御主义

对照《十三五》与《十四五》仍高频出现“创新驱动”、“制造升级”等经济术语，《十五五》则几乎将这类语言大幅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判断力”、“风险预警”、“纪律巡查”、“防范未然”等政治稳定语汇。

这显示中共的治理焦点，已从发展焦虑彻底转为政权防御。当社会压力上升、地方债务爆表、青年失业高涨，北京已不再寄望于经济成绩换取统治正当性，而是转向政治忠诚与纪律整肃。

《十五五》不是一份政策规划书，而是一份避震结构设计图。它的核心不在发展未来，而在防守当下；不在鼓励冒险，而在规避变数。

从“发展型政党”走向“防御型政党”

中共曾自我定位为“发展型政党”，透过经济增长来支撑其统治合法性。然而《十五五》无疑宣告这一模式的终结。

蔡奇的文章不是纯粹的理论阐述，而是一纸制度化的转向公告，昭示著中共已完成从“发展型”向“防御型”政党的质变。在这个新治理架构下：经济规划沦为维稳工具、反腐成为统治资源、忠诚取代能力、政治纪律取代市场逻辑。

GDP不再是官员升迁的KPI，创新也不再是政绩核心指标。搞经济不如跟对人，表现不如表忠。

结语：从语言治理到体制自锁，“习*近*平停滞”的时代来临

从布里兹涅夫的“表面繁荣”到习*近*平的“语言治理”，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大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而是一个封闭政体为延命所采取的体制自锁。

《十五五规划》是“习*近*平停滞”时代的官方注脚：它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放弃经济驱动的改革路线，选择以高度集权、政治筛选与语言工程，建构一个封闭而防御的统治架构。

在这份规划中，无解的经济、无声的改革、无限的忠诚与无处不在的党，交织成一场统治焦虑的制度化循环。而这一切，不是错误，而是刻意设计；不是应变，而是预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