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新的五年规划虽然沿用了熟悉的官僚语言，但标志着中共政权大战略的重大演变。

译者：Fred

在最近结束的中共中央年度全体会议上，北京公布了其“十五五”计划的总体框架，旨在为中国未来五年及更长远的发展方向指明方向。这份文件虽然沿用了中共典型的官僚语言，但标志着中国大战略的重大演变。它强调了三个相互关联的优先事项——高水平的技术自主、加强国内流通以及将党的建设与国家安全相结合。

这些要素共同指向一种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开放式堡垒”的战略。这是北京在不与世界隔绝的前提下，努力巩固内部韧性的举措：在强化自身经济和技术基础的同时，保持符合中国利益的全球参与渠道畅通。这一战略既体现了对外部压力（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压力）的回应，也体现了中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在相互依存中寻求自主的自我认知。​​

简而言之，北京试图在孤立与融合之间取得平衡。领导层认识到，完全的自给自足在经济上是不可持续的，在战略上也是自取灭亡的，而过度依赖则会使国家容易受到中国官员所称的“武器化的相互依存”的攻击。因此，“堡垒”代表着一层隔离层：确保供应链安全、替代进口技术以及加强政治控制以抵御冲击。开放式或者说“不孤立”指的是中国继续有选择地参与全球经济——中国希望继续深度参与贸易、金融和标准制定，但越来越倾向于自主定义参与方式。北京的目标并非退出全球化，而是重塑全球化格局，以降低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度。

这种调整背后的动机是结构性的，而非策略性的。

首先，北京已认定技术安全与政权安全密不可分。不断收紧的出口管制和制裁措施，已将“咽喉要道”问题从技术挑战转化为政治上的紧要问题。因此，中国强调“高水平技术自主研发”和“新质生产力”建设——这一概念将前沿技术、数据和高技能人力资本联系起来。中国希望从技术模仿跃升至原创创新。中共意在确保其竞争对手无法阻止其技术崛起。

其次，“加强内循环”框架旨在通过构建足以在外部环境动荡时稳定增长的强大内部引擎，降低对外部需求和全球金融的依赖。这包括建立统一的全国市场、消除地方壁垒以及深化产业协调。中国的愿景是构建一个庞大的国内生态系统，既能维持创新和消费，又能在条件允许时重新融入全球经济循环。

第三，该框架的实施依赖于集中化的治理和安全保障。中共认为，国家成功与党的纪律和行政的凝聚力直接相关。反腐运动、监管收紧和数据安全法都服务于双重目的：防止内部分裂，并确保政治中心能够迅速调动战略资源。其结果是，这套体系以政治多元化换取执行效率——领导层认为，这种安排对于在长期的大国竞争中生存至关重要。

第四，该战略反映了北京对全球秩序不断演变的解读。中国规划者既不预期与西方完全脱钩，也不预期回归过去的自由全球化。相反，他们预见的是一个区域化、集团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权力取决于对规则、标准和数字基础设施的控制。他们的目标是在关键领域“强硬对抗”美国的压力，“软性扩张”对全球南方伙伴的影响力，并通过多边平台“制度性输出”治理模式。[MW1]

对华盛顿而言，这种新的“开放式堡垒”模式的影响是深远的。

首先，技术前沿将决定竞争格局。竞争已不再局限于关税方面的短期交易，而是转向围绕知识、数据和标准的长期博弈。精准性至关重要：针对真正关键的瓶颈——例如先进的光刻技术、材料和设计工具——实施精准的限制，如果能与美国的盟友协同行动，就能有效遏制北京的崛起。但广泛而纯粹的惩罚性措施则可能加速中国构建替代生态系统的进程，分裂全球技术秩序，并削弱美国的领导地位。

其次，随着国内经济循环的成熟，中国抵御经济胁迫的能力将增强。因此，美国必须从交易性施压转向系统性竞争——通过规则、市场准入和提供可信的替代方案来塑造全球环境。成功与否取决于对华政策与惠及盟友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积极议程相结合：例如供应链金融、数字基础设施和气候伙伴关系，这些举措将使民主模式具有实质性的吸引力。

第三，随着中共控制力度加大，国家安全考量日益增长，可供谈判的领域将越来越少。然而，对话的必要性只会增加，不会降低。中美两国需要建立制度化的危机管理机制，以避免局势意外升级：例如军事热线、网络安全事件通报系统、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安全协议以及海上交战规则。必须防止结构性对抗演变成灾难性后果。

第四，北京提出的“不孤立条款”表明其将继续积极参与全球规则制定——从数字贸易和绿色金融到新兴技术标准。如果美国仅仅专注于阻止中国的举措，就有可能在自身明显占优的领域——例如自由市场、法治和民主——失去规范主导权。更具建设性的道路是构建竞争性的制度：将美国价值观融入可行的规则框架，并提供其他国家真正愿意采纳的全球公共产品。

中国这种做法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它如何权衡安全与增长。如果安全化扼杀了私人创新和外国参与，那么这座堡垒就会变成一道坚固的墙，最终损害中国自身的抱负。然而，如果北京能够以可预测的方式将安全边界制度化，它或许能够成功打造一个更具抗冲击性——但仍然保持参与性的——经济体。

对美国而言，正确的应对方式不是惊慌失措，而是战略自信。中国的堡垒建设证实了华盛顿的压力确实有效，但也暴露了北京的脆弱性：它对进口技术的依赖、资本流入以及中共长期以来对其全球合法性的担忧。美国在最重要的领域仍然处于领先地位——开放式创新网络、世界一流大学、盟友间的信任以及创造和分配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挑战在于如何协调一致地调动这些优势——创新速度要快于中国巩固自身防御的速度，保持市场和联盟对北京的替代方案更具吸引力，并维护开放、基于规则的秩序的道德和制度吸引力。

未来十年不仅取决于中国如何构筑其堡垒，更取决于美国如何有效地在其盟友和伙伴之间搭建桥梁。如果华盛顿能够将技术领先地位与包容性繁荣和可信的治理相结合，它不仅能够对抗中国的战略，还能塑造中国战略赖以运作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