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经常查字典、查书和地图，对我的影响很大。你现在问他任何一个小问题，世界大问题，他可以给你讲得很明白。他以前看杂志，重要的文章上面用笔写得满满的。他看过的杂志我都拿回去，把爸爸划过的地方重新看一遍，我也很长知识。

爸爸总说他不是拼音之父，不让这么称呼他。他还说自己也不是研究文化问题的专家，只是随便写点文化方面的文章而已。他还说这是狗屁文章，顶多是杂文，看完也就可以扔了。人家想怎么批评，就怎么批评。

他很喜欢看人家的批评。有一次，有一篇文章后面，有一大堆跟帖，我打印了很厚的一叠全给他看了。他说人家捧的话，你就不要打印了。也有人家骂他的文章，甚至骂得很难听，什么老不死的。还有人说你有什么资格谈经济问题（他们不知道他是学经济的）。有人说要注意这个人，好像是个大右派，是个漏网右派等等。爸爸看了都觉得无所谓。

他看重真正有水平的批评，比如梁文道的批评，他认为是很严肃的批评。有一个叫彭小明的人说周有光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分子，我们听了都不大高兴，都说叫他们来看看我们家，这是个什么样子的既得利益集团分子。连小保姆都生气了，爸爸也没有生气。他给我看哪些地方批评得很好。爸爸在彭小明大量“骂”他的文章里仔细地看，在他的批评上做了很多记号。“他说我们的工作有许多问题，比方说用j、q、x这几个字母就不见得是最好的。你可以改动，但花费的代价可能更大。”他说，文字研究有它的技术性方面，也有它社会性问题的方面。技术性可以达到最优美的，但是它可能不符合社会的要求。

对爸爸最重要的一个批评来自台湾。台湾有一本近两寸厚的大书论述大陆文字改革，资料非常丰富。里面收录的是台湾人写的文章，水平非常高。那时候受国民党的态度影响，他们学术界也常常骂我们，说起话来都是什么郭匪沫若、吴匪玉章、胡匪愈之、周匪有光。但他们也写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搞了很多研究工作，收集资料很齐。爸爸认真看完后跟妈妈笑嘻嘻地讲：“哈哈，这本书骂我们，但它把我们的问题搞懂了，知道中国大陆正在研究和解决什么问题。里面很多内容还是暗中赞扬我们呢。”

改革开放后台湾这些学者来大陆，爸爸说你们对我们了解是对的，国民党中也有大批人是比较理解我们大陆的文字改革，中国走了许多弯路，但简化汉字不见得坏，是有贡献的。他说：“我选择从国外回来还是对的。”

对于那些乱七八糟的骂人话，他才不生气呢，他就喜欢看骂他的话，捧他的人太多不用看，骂他的话要看一下。骂人的话夹在好话中间，有时候我嫌烦，就都给他打印出来，已经打坏三台打印机了。

家庭观

兼容并包，患难与共

妈妈爱好昆曲。昆曲的词句非常优美，其文学水平很高。以前妈妈经常在家里排戏，反反复复地演唱；爸爸在隔壁写东西，久而久之也喜欢上了昆曲。星期天，妈妈去北海排练，有时也会带上爸爸。但爸爸更喜欢西洋音乐，他带妈妈去剧院听西洋音乐的时候，妈妈有时候会在剧院里呼呼大睡。

爸爸妈妈的性格很不一样，爸爸说话少，妈妈说话多。发生争执的时候，哪怕再有理爸爸都不争辩。妈妈说你讲话啊，爸爸说我讲了也还是这么回事。妈妈气消了以后如果觉得自己不对就说对不起啊，这样就结束了。爸爸不对时，爸爸就承认错误，说：“噢，对不起对不起，下回不了。”就这样，很简单。我没有听爸爸说过我爱你这样的话。他说他和妈妈恋爱时，他找妈妈就说有人托我带一样东西给你，我顺便来看你好不好？

那时我们住在重庆下游不远的唐家坨，爸爸在重庆市区，每个礼拜乘小轮渡往来，平时没有电话，不能通消息。每个礼拜六晚上，妈妈带我到码头等船来。如果重庆遭日本人轰炸，妈妈赶紧打听有没有炸到人，真是心急如焚。妈妈在码头上等爸爸下船，船上的人一个一个下来，终于看到爸爸也在船上，妈妈才放心了，高兴起来。

记得家里没钱的时候，妈妈就向她的朋友借钱。后来，抗日战争回来，我们的家被彻底毁掉了，妈妈又向亲戚借过钱。我的记忆中我们家就没有阔过，一直靠薪水过日子。日本投降后，爸爸妈妈有时候会一起去上海舞厅跳舞。我也去过几次。妈妈说，带他去不好吧？爸爸说，去看看没有关系，他早晚会知道社会是什么样的。爸爸相信他能把我教育好。

妈妈在世的时候家里来来往往人特别多，但她身体不太好，我老限制她，我说你一天接待的客人不要超过两个，晚上9点钟一定要请别人走。妈妈就不干，她觉得我限制她。妈妈是家庭的大管家，爸爸的工资都交给她管。爸爸一般不管家务事，包括他平时穿的衣服也是妈妈管。但爸爸有时也会有自己的选择，比如他需要穿西装的时候，他穿西装很有样子，他很懂得西方的文化和礼仪。妈妈去世之后，我面临的主要困难是我变成管家婆了。

处世观

化敌为友，控制情绪

这是我爸爸为人处世的一个基本原则，他从不记恨任何人。他说，你想想看，二战时期，日本和德国都是美国最凶恶的敌人。现在德国、日本是美国最好的朋友。特别是德国，它对战争忏悔以后，跟美国的关系一直非常好。日本呢，它不肯完全忏悔，但在政治上一直与美国保持一致。即使是珍珠港事件、美国使用了原子弹也没有影响他们两个国家的关系。

一件事你做得对的话，就可以化敌为友。

有时候看到别人写文章或者在网上骂他，我们后代忍不住就要反驳。他说不要争辩不要解释，这是他的对策。这些攻击事实上都伤害不了他。别看他个子不高，内心实在很强大。

小时候偶尔我也顶撞父亲，他真是不发脾气。可是他也是个有脾气的人。

有一次爸爸要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司机来晚了，结果迟到了。他对司机说，你怎么搞的，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耽误了，以前好几次我都没有说你。司机跟我还是好朋友，后来我对司机说好话。还有一次是我帮爸爸去订购火车票，订票后五天才能拿到火车票，可是五天以后售票处又说票没有了，结果又差点误事，爸爸很不高兴。

我也就记得他发过这两次火，说明他也不是那种完全没有脾气的人。但他非常善于控制情绪，非常理智地考虑问题，这是他的大优点。

我们家这辈子遇到过三件喜事：第一是抗战胜利，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打着灯笼庆祝：第二是1949年中国解放，他相信这是中国的机遇；第三是“四人帮”垮台。

我们也遇到过三件刻骨铭心的事情，让爸爸悲伤。第一次是失去我的妹妹，我们眼睁睁看着她因为缺乏药品治疗而死去。我妈妈一直不能谈这件事，一谈就掉眼泪的。我是家里第一个孩子，接着是我妹妹。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我妈妈又生了三个孩子但都没有保住。等到我六岁的时候，妹妹五岁，她生病后送到医院，但没有检查出来是阑尾炎，后来阑尾穿孔转为腹膜炎。当时需要使用盘尼西林，爸爸托人通过部队去买药，但药没有到我们手里，中途被卖掉了，妹妹就这样死了。妈妈到临死的时候都说，我没有对不起谁，只是对不起我的女儿。这是我们家最凄惨的一段历史了，也是爸爸妈妈最伤心的往事。

第二次是我奶奶去世，爸爸很难受。他是个很孝顺的儿子，他很懊恼奶奶竟然因感冒而去世。我想奶奶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奶奶是个很坚强很理性的人。

最后就是我妈妈的去世。他用了半年才恢复过来。爸爸的感情不怎么直接外露，他会写在诗中。

健康观

生死豁达，科学生活

爸爸不太喜欢别人老问他为什么这么长寿，他会说你问我干什么，问大夫去！我也不知道。不得已就说大概是基因吧，大概是不抽烟吧。他很怕人家提这种问题。

他的科学观也用在了生活上。就是科学地对待疾病治疗。他觉得他现在活一天，多一天，要高兴。

他很理性，不管胃口好坏，坚持正常的饮食。

有一回他得了黄疸，到传染病医院，给他吃褪黄素，是很苦的中药。他说，中药是有经验，但是要科学化。他反对分中医西医、中国近代医学、传统医疗方法，他认为医学科学是同一个范畴内的概念。他说什么事情都要科学对待，他会自己琢磨自己的身体。大夫开的药，比方说安眠药，他减半吃试试看行不行。从前他眼睛因青光眼影响视力健康，大夫让他点眼药，他坚持了四五十年，一天四遍点药，从不间断。所以他的眼睛没有瞎，好多人青光眼最后都瞎了。他在干校的时候，我妈妈每一个星期都要到医院拿药给他邮寄去。他就从来没有中断过这样的长期治疗。

他的看病比较科学，他什么都用科学方法来处理。比方说人要锻炼，他就锻炼锻炼，特别是锻炼脑子。他看了很多锻炼脑子的书。他说一天到晚，无所事事，脑子也不动，没什么追求，不思考什么事，脑子就老化得快。脑子老化得快，即使有健康身体又有什么用啊？他从不吃保健品，他对保健品的态度是：一概不接受。

爸爸是搞社会科学的，但具备自然科学的理性思想。我想这跟长寿有关系。不抽烟是自然的，不赌钱，不喝酒，他喝一点点啤酒，统计学上来说没有多大意义。他是比较相信数据和实验的，拿证据给我看——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人最后都是要死的，必然的，没有办法的。我活得太长，把晓平搞得太累了。

他经常对我说，你不要经常来这里，跑得多了太累。但如果没有来，他就去问保姆，晓平说什么时候来啊？我觉得他可能感到有我在有安全感。

他98岁的时候说我要活到100岁。他曾经说我到100岁就安乐死吧，安乐死还是很好的。但后来他说我活到105岁、106岁吧。再然后又说我到108岁还是可以吧。他说，我向来不做任何预测，也不做什么期望。任何预测都不可能有统计学的意义。

他提倡的是重生不重死，我活着就要好好过。

父亲让我们和更多的人懂得知识就是财富，有了知识才会真正拥有一切，知识让你可以有无限的创造。知识很重要，从这个意义上看爸爸就是坚定的百科全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