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以折磨人、杀人为乐，并极力窃取国宝，康生的生活还十分糜烂。比如在1959至1961年至少三千五百万人被饿死的大饥荒中，康生依旧是尽情享乐，不仅豢养宠物，还专门雇佣了一名宫廷厨师，享受皇帝的饮食待遇。 康生还爱抽大烟，并利用权势地位获得毒品。此外，他还曾将演员找到家中，表演模仿男女的床上戏，收集春宫画更是其爱好。 康生临死前患上了恐惧症，每天24小时要警卫员开灯陪着，只要病房里没有人，他就会恐怖地叫喊，谁谁谁来找他索命了，谁谁谁满身血污，谁谁谁带着镣铐叮当作响，喊得有声有色，听者毛骨悚然。

就康生和陈伯达相比，江青对康生还是比较尊重的，我见过江青像“三娘教子”那样训斥陈伯达，没见过江青这样训斥康生。从总理起到普通工作人员，对江青，都称“江青同志”，而康生则经常直呼“江青”其名。这可能是从延安继承下来的习惯。但这并不完全表明，康生不尊重江青（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怕江青）。康生后来在公开场合，不仅称江青同志，甚至有时在他给江青的信上，竟写：“呈江青同志亲启”。这种称呼的变化是很值得注意和深思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陆定一（左四），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康生（左三）参观清华大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一1958年初，凌厉的高校双反运动开展不久，中共高层竭力推动的教育革命运动相伴而生，迅猛发展。休养、赋闲多年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此时已获任中央文教小组...

聂元梓也害怕了，向陆平说明这张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让她写的。谁也没有想到，过了几天，6月1日晚8时，中央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的黄金时间，突然播放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大家无不震惊，我们虽然不知晓这是毛泽东的决定，但是人人明白形势突然发生180度的变化，决不是一般人能决定的。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通过张恩慈授意写的，这点在北大是公开的，人人皆知的事实。党委副书记王效挺和黄文一合写的《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一文有理有据，讲得很清楚。

《中国的贝利亚——康生》一书的作者维克托·乌索夫是俄罗斯著名的汉学家。从乌索夫披露的材料上看，康生从上世纪20年代上海时期就开始整人，一直整到文化大革命。整人起家，死在整人的岗位上。康生是遗臭万年的人物，可惜他不像秦桧那样遗臭万年，还不到三十...

康生也是一个饱读四书五经的人，应该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儒生，但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教育使他失去了人性，变成魔鬼，这可能跟他在苏联莫斯科大学的受训是分不开的，这所大学对中国的危害不小，许多颠覆中国合法政府的人才都是从那里培养出来的。据解冻后的前苏联档案显示，这座大学是专门培训搞恐怖颠覆活动，宣扬暴力革命的大本营。 康生生前作恶多端，死前受精神折磨实属报应，死后连他的子孙也受株连。

当时在场的康生，本来是支持王明的，他见到王明遭毛泽东如此辱骂，竟无还手之力。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康生慨叹王明“演说像个天才，斗争像个侏儒”，从此康生离开王明，成了毛泽东整治异己的工具。延安整风时，周恩来对长期执行“王明路线”作了长篇自戕式的检讨，他表示承担一切错误的责任。延安整风时，周恩来彻底抛弃了王明。

为了搜罗“黑画”的行踪，“四人帮”的干将还派人去上海调查黄永玉等人在上海大厦画画的情况，写了一篇所谓调查材料。其中有这样的内容：“黄画了一张国画，在一只鸟的眼圈上有十二个白点，很像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当地有人指出这个问题。”“黄在上海专门去找一位老画家，要了一幅有麻雀的画，黄要求要画很多麻雀，这是影射1958年打麻雀运动。”

所谓“谋害苏枚”被当作一个重大案件，由公安部门立案侦查。从此，“谋害苏枚案”像一个黑色的幽灵，长期笼罩着中央政法千校，整个校园从上到下被搞得鸡犬不宁，人人自危。破案工作从1967年一直进行到1968年。政法干校副校长石磊等7人被逮捕入狱，还有50多人被隔离审查或受到批斗。非法关押、私设公堂、严刑拷打现象在这所“政法高等学府"成为家常便饭。在刑讯逼供中，1人被活活逼死，4人被逼得精神失常，成了疯子。

康生：1943年八路军已悄悄发展近40万人了。图为八路军在制作手榴弹等武器。（图片来源：公有领域）康生的资料：八路军的兵力：387245人。武器：步枪19万支；机枪3187挺；重机枪360挺；大炮232门。八路军进行骚扰、活动和影响所及的地区：在华北为35万平方公里，即占全区领土...

江和毛走到一起时，有许多人反对过这桩婚事，所以江青有很长时间非常低调。窑洞里来了客人，江青沏上茶，会自觉地退出去，并不作陪。如果客人是外国记者或是国统区人士，江青会主动回避。偶尔毛泽东同意，她才出面会见客人，但也只限于礼节性地握个手、点个头，端上一盘花生米或延安红枣，然后就坐在旁边认真聆听，绝不插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