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和周恩来过从密切。康病后，周恩来多次来看他，说他们同年生（1898年），还说他们在上海一起工作（指“特科”工作）的只剩下三个人（指周、康、陈云）了，康比周早死23天（1975年12月16日），但这个消息没告诉周（因他在病中），周在病危时跟医生吴阶平说：“我这里不用了，你到康老那儿去吧！”现在书上都避讳康而说成：“你到更需要你的人那里去吧！”

康生当年被捕入狱，后来是通过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狱的。这件事在当时是很少人知道的。1949年，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在被接手时有一部分丢失了，还有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台湾。1968年，台湾情报当局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的渠道进入北京，首先被红卫兵头目蒯大富等人获悉，随后报告给了江青和康生。康生这时才知道卢福坦的事情。最让康生恼火的是，因为红卫兵的冲击，上海市方面没有做到足够的保密，卢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组织的几名头子在提审时谈到了一些30年代的内容，居然还上了简报。

自那以后，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吴法宪、叶群、温玉成等，你来我往成了“文管处”的座上客。为了接待首长，还特意开辟、装修了一处温馨舒适的“首长接待室”，内藏抄家的古书字画、文物等稀世珍宝。这些“首长”定期、不定期地多次来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抢掠侵吞大批的珍贵文物。一时间，府学胡同36号院门前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最多的时候，“首长”坐的“吉斯”、“吉姆”、“三排坐大红旗”等高级轿车一下来了九辆，从院子里停到院外胡同口。

周的病情是由汪东兴和张春桥向毛报告。开始时毛并不完全相信。他认为好多病情是医生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干，找来的麻烦。正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他曾问我，为什么查尿可以看出癌来呢，而且那么肯定是膀胱癌。他又认为，周外表上看来丝毫没有病容，怎么可能得了癌症。他说，既然是癌，那就无法可治了，何必再检查，再治疗，给病人增加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不如听之任之，倒可以活得愉快一些。他说：“我得了癌，绝不治疗。”

害人者必遭报应，曹轶欧曾患过一种特殊的病症，这种特殊病症与疯狂年代和极左政治有特殊关系。她经常白天黑夜地做恶梦，梦见有许多奇形怪异凶恶的人要杀她、追打她，后来甚至于白天她也见到冤魂向她索命，以至于惶惶不可终日。

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周立刻插话说：“主席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毛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我看江青双眼圆睁，两手握着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周恩来则两腿缩回，两手撑在膝盖上，上身挺直，微微前倾，好像凝固起来。毛的这些话，分明是将国家的党、政、军大权交给了周恩来，而且是当着江青的面讲出来的。我那时还余悸未定，全身大汗，没有体会到毛那时话中的意思。

曹轶欧住进这座楼后，时时感到犹如生活在囚室中。人们的咒骂使她终日恐惧、忧虑、痛苦、紧张和不安。她怕敲门、怕响声，更怕人，特别是怕受过她迫害的中老年人。她经常白天黑夜地做恶梦，梦见有许多奇形怪异凶恶的人要杀她、追打她，后来甚至于白天她也见到冤魂向她索命，以至于惶惶不可终日。

【好人难当】在这个党的高层中，既积极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别人、又未被别人按毛泽东的授意整过的人，似乎就只有康生一人。可是，此人最终被本党亦被世人公认为大奸大恶之人，堪比李林甫、魏忠贤之辈。也就是说，在毛泽东主政时的这个党的高层政治角逐中，最得逞者竟是最歹毒者。

延安时期这一时期，中共偏据西北瘠地，物质贫困，客观条件对贪占有所制约。“鲁艺”印尼侨生古达（1917～？）：物质生活的艰苦、贫乏，象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期那样产，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大家平均分配只够维持生存的物质，仅够温饱，没有可供你争我夺的物什。[①]中共...

康生这个人，多才多艺，几乎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为了政治上的地位，他迫害人，道德堕落到了极端。另外，他又是两面派，对上一套，对下一套，有些实际情况跟他讲，他心里知道。康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个很特殊的人物。文学艺术方面知道得这么多，但是他知道的，跟他表现的刚好相反，知道文学艺术的人，一般都比较文雅，人格比较高尚。偏偏他的精神非常恶浊，非常暴虐。

据后来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讲，在毛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有多达15000人被打成特务。而其中，一个真的特务都没有。（百年真相提供）上世纪30年代，延安曾是中共大本营。中共理想主义的宣传，吸引众多青年男女投奔延安。但是，据后来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李锐讲，在毛...

张三洗本名张宗可，字少卿，他一生中还用过诸如张叔平、张沄（又作张耘）、赵云、赵容等，但都不如他于1933年在苏联起的化名更令人谈之色变──康生。在康生的一般性传记中很少人提及“张三洗”这个名字，事实上，“张三洗”是康生一生中若干化名里最为敝帚自珍的一个。何谓“三洗”，早年的康生将其解释为“洗心、洗脑、洗精神”，延至晚年，康生又将其解释为“洗脸、洗脚、洗屁股”

当毛通过整风取得党内独尊地位后，他必须出面收拾残局，消解普遍的不满和怨愤，扫除恐怖和压抑的气氛，为抗日胜利后与蒋介石的内战作最后的准备。在毛的人事布局中，除了王明完全出局之外，其他的中共高官还将为他所用。所以，毛需要通过某种方式缓和矛盾、化解恩怨，他必须找出收拾整风残局的办法，于是把整风的全部罪过推到的康生的头上。

中国著名学者王元化说：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的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他就是顾准，是当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历史学家，因为坚持独立思考 ，坚持讲真话，一生饱受磨难，两次被打成右派，妻离...

康生要说什么呢？他的话，使这两个年轻人惊呆了：“请你们转告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都是叛徒！”等这两个年轻人从猛烈的冲击波中镇静下来，康生这才继续说下去：“你们不要用笔记，用脑子记就行了，只向主席报告——江青是叛徒，我在三十年代就知道的。现在还有活着的证人，可以问王观澜。如果主席想仔细了解情况，可以派人去找王观澜调查。至于张春桥是叛徒，我是从张春桥的档案上看到的。”

北京医院负责治疗康的几位医生朋友后来告诉我，康生有精神分裂症，不知为何获准出院。康生是北戴河会议及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的活跃人物。毛在十中全会上攻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借历史小说刘志丹替高岗翻案。审查习仲勋反党的专案审查小组的组长就是康生。我跟习仲勋很熟，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和习仲勋黑爪牙这些罪名完全是凭空捏造的。康生这次对党领导干部的审查，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基础工作。

1959年4月21日，金柏麟被捕。审讯中，金柏麟爽快的承认了他写匿名信的事实。他说，江青入住锦江饭店时，他正好路过那里，一眼就认出了江青。当天回到办公室后，他用打字机打了两封信，一封从上海寄出，另一封到北京出差时从北京寄出。他写这两封匿名信的目的，就是想把江青当年那些丑事抖搂出来，羞她一羞。最后，军事法院以“泄密罪”，判处金柏麟有期徒刑3年。据说，当时有军队高级将领发过话，说金柏麟是“革命烈士”子弟，可从宽处理，才有了这么一个结果。金柏麟后被押解到大西北的劳改农场。

聂元梓也害怕了，向陆平说明这张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让她写的。谁也没有想到，过了几天，6月1日晚8时，中央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的黄金时间，突然播放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大家无不震惊，我们虽然不知晓这是毛泽东的决定，但是人人明白形势突然发生180度的变化，决不是一般人能决定的。大字报是康生、曹轶欧通过张恩慈授意写的，这点在北大是公开的，人人皆知的事实。党委副书记王效挺和黄文一合写的《康生、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一文有理有据，讲得很清楚。

康生是党内的整人大王，制造冤假错案的大师。 他早在苏联留学期间就学到了斯大林时期整人的套路，把一些中国留学生整成托派，受尽迫害。

1946年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向晋西北转移。不久，以康生、陈伯达为首的中央土改考察团来到晋绥以后，当地土改再次掀起高潮。据杨尚昆回忆，从1947年2月到1948年3月，他领导的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在山西临县三交镇住了一年多。他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