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让人记住的作家都有能让人记住的金句，不管读者对这金句是否同意。高行健的金句是"没有主义"，刘晓波的金句是"没有敌人"，莫言的金句是"新闻审查和机场安检一样必要"，而王怡的金句是"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这最后一句，是一篇文章的标题。若干年前，当我还在成都市白果林小区的父母家，左手翻书，右手拿着一块卤排骨朝嘴里送的时候，书中这个标题竟然如弹弓，嘣地击中我眼球。涕泪横流之际，我没咬着排骨，却咬着了自己的舌头。我想说"舌头沦陷了"。对于发明风靡世界的麻辣川菜的四川人，舌头沦陷就相当于家乡沦陷。
我疼得丢下书，顾不上继续读文章内容，但我至今记得"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黑皮书事件之后，王怡的人生发生了逆转，他成了国家级别的聚焦点，被国保、国安、书刊审查、扫黄打非办公室等部门交叉盯上了。各种麻烦接踵而至。他不得不辞掉了大学教职，接着，国内众多周刊的专栏也被叫停。当他真的如雷子小说中描述的"退休老人般闲赋在家"时，匿名电话就恰到火候地打了进来，张口就是："小蓉在家吗？"蒋蓉当然不在家，蒋蓉当然得工作，要不两个人吃什么。王怡问你是谁？对方说小蓉知道，请你转告她约会的时间和地点改了。
如此下作的骚扰电话昼夜不断，把两口子折腾得够呛，不知不觉起了口角。比如王怡坚持不要孩子，理由是孩子长到上学，就得加入少年先锋队，脖子系著纳粹或苏共发明的红领巾，这几乎是党国初级教育的前提，若不同意，任何人的孩子都无处上学——与其这样，还不如不要孩子——蒋蓉原先支持并配合丈夫，可如今匿名电话骚扰如家常便饭，失去安全感的她，就动摇起来。
于是，几个没用的饭桶文人，又如约在我父母家附近的"红锦天火锅店"碰面了。我们连点两大锅最抢手的招牌"芋儿烧鸡公"，冲锋陷阵般埋头疯吃，直到肚皮逐渐肿胀如昨日，却失去了昨日的满足和相互调笑。
汪特务似有风闻，就小心翼翼挑起话头；李大肚忙问报警没？王胖子说报了，警察说谁让你私生活不检点，反而把老子噎个半死。我说下文呢？胖子苦笑说下文就不提了,老廖你还是替我打一卦吧。我推说没带《易经》。特务说有三枚硬币就行，卦象浮现，基本盘也就浮出水面了。我说《易经》不在手边也能随意起卦，在我们四川省第三监狱只有李必丰做得到。胖子说你狗日的别卖关子了。
狠话至此，我只得起身过街，回父母家取来《易经》和三枚外圆内方的清代铜钱，十分慎重地授予胖子，叮嘱其闭目默祷约三分钟，再将双拳互握中的铜钱向空中抛出。如此重复六次，竟无变爻。我在白纸上次第划出的卦像是"家人"之"彖辞"，意译为白话：
彖辞说：家人，女人在家中守着正道，男人在家外守着正道，男女各行其道，是天地之大义。家人卦，犹如君王的威严，父母的名讳，令父亲像个父亲，儿子像个儿子，兄长像个兄长，幼弟像个幼弟，丈夫像个丈夫，妻子像个妻子，由此家道中正。
家道中正而天下太平矣。
似乎是准的，但一时半会儿又捉摸不透，古代人就是这样玄妙。老子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也。而《易经》相当于中国古代人的《圣经》。胖子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我早就懂得，可匿名信的问题咋解决呢？我说把作者周文王从《易经》中揪出来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开批斗会，也解决不了，因为他自己就是匿名信的受害者，曾有政敌匿名告他"谋反"，于是他被杀人不眨眼的商纣王打入地牢三年多，不得不摇尾乞怜，比猪狗更下贱，甚至当众品尝用自己儿子的碎骨和碎肉熬成的粥。还连称"美味儿"。都这样了，还差点没活出来。胖子不禁哈哈一笑，可笑颜一过，又露出苦涩。他当然知道"文王拘而演周易"的掌故。
然而，效仿北宋朝四川文豪苏东坡的博览群书的胖子，还是从《易经》中得到较大安慰，毕竟"家人"彖辞十分吉利，无离异迹象。果然，不久，"北京来人了"——这句台词源自《铁道卫士》，一部在文革后期解禁的1950年代的反特电影——说的是共产党建政初期，一小撮潜伏的土得掉渣的反动派，用国民党撤退时留下的秘密电台，破译出台湾情报部门的指示："海外来人了，一个姓马的。"——不过，这次，和胖子接头的"北京来人"不姓马，而姓刘和余。
"刘"是刘晓波，"余"是余杰。两人均严重口吃，北京话叫"磕巴"，四川话叫"结巴"。如果遭遇熟人，就"磕巴"或"结巴"得更厉害了，如果遇到我这种嘻皮笑脸的奇葩熟人，开头数分钟，肯定憋不出一句稍微流利的话来。但是，两人的共同点是听众渐多，说话渐流利，如果现场增至几人、几十人、几百人以上，就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如入无人之境，与私底下判若两人了。
如今已不记得，是胖子上北京找的他们，还是他们下成都找的胖子。可三人均在回忆中一口咬定，彼此结识并深交是通过我。这咋可能呢？因文革失学，大学也没考上，我的正式学历也就三到四年，而他们三人的学历，平均起来也硕士以上。刘晓波更是遐迩闻名的文学博士，论文写的是世界名著《呼啸山庄》，在北京大学对外开放的答辩会上，面对当今中国学术界最有名的几十个老头子老太婆，简直跟演戏似的，雄辩滔滔，一次性热烈鼓掌通过。虽然后来因六四坐牢了，虎落平阳了，可也是坐秦城天牢的大老虎啊。而余杰，和王怡一样，是小刘晓波一辈的才子，余杰十几岁就考入北京大学，在宿舍双层床的下铺创作抽屉文学，到了二十岁左右，就发表《火与冰》，一炮而红，印数达到上百万本，至此一发不可收。这三人如同行星相撞并结成死党，按理说应该是上帝的旨意，咋可能通过我这种动不动裤裆起火并经常犯低级错误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