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宗瀚教授认为，习*近*平连任和继续执政，对中国或者对中共的最大影响是打破了过去二十年相对稳定的领导人更替机制，增加了中国政局的不确定性。这对中国的未来不利。而且即使现在习*近*平退下，这个机制也已经被打破。即使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确立自己的接班人，是否有人敢作这个接班人都是个问题。

史宗瀚教授认为，习*近*平连任和继续执政，对中国或者对中共的最大影响是打破了过去二十年相对稳定的领导人更替机制，增加了中国政局的不确定性。这对中国的未来不利。而且即使现在习*近*平退下，这个机制也已经被打破。即使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确立自己的接班人，是否有人敢作这个接班人都是个问题。

资料照：一名男子骑车路过北京街头一面印有习*近*平画像的宣传画。（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此书的英文版将于2022年9月27日出版。跟2021年7月出版的德文版相比，英文版增加了大量新的内容。美国之音独家采访了《习*近*平–全世界最有权...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习主席这话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表扬和自我表扬。习*近*平说，中国的防疫抗疫应该得金牌，那其实就是说他自己应该得金牌，因为这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话他当然不是随便说说。我也不认为习*近*平是受了蒙蔽，真以为形势一片大好。我想他一定也听到看到了很多的抱怨、很多的批评，所以他这么说呢，也是给自己打气。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雄安封城有可能是疫情严重，这才导致当局十分紧张并采取封城措施。他说：“雄安新增5例，这个数据很可能是虚假不实的。实际上新增病例很可能是大大超过这个数字的。所以当局才会那么紧张，才会把整个雄安城全部封起来。但是当局对封城秘而不宣，因为它最担心的就是外界把中国疫情形势估计得高了，把中国政府控制疫情的能力估计得低了。所以才采取这样一种做法。因为这种做法很显然是因为雄安这种特殊地区的特殊地位，和北京冬奥马上要召开有关系。

中国共产党当然是希望限制这种敏感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共当局甚至对中国自己的学者也是这样。先前中国的学者也做一些非常有趣的研究，我本人就阅读和引用中国学者所做的少数民族研究著作。那些著作有些是非常有趣的。但中共当局实际上已经阻断了所有的有意义的研究。因此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共当局是自作自受。现在连新闻媒体也模仿我的研究方法，这就是研究中国政府的文件。

现在这新疆文件提供了迄今为止的最好的论据，这就是习*近*平发表了多次讲话，那些讲话跟后来新疆地区实行的种种措施高度吻合。有了这样的新的证据，（人们现在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说新疆发生的坏事应当由新疆地方官员负责这种说法是成问题的。因为现在很清楚，这些如此重要的措施肯定是得到了北京的同意或至少事后的同意。

北京正在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另一个方面是对外援助。你可以看看他们在对外援助中实施的规范，他们不强调与国家内部治理结构相关的政治条件，这与当前自由秩序的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仍然深度参与现有的自由秩序，但因为中国对该秩序的某些方面深感不安，例如促进人权、促进民主。

一些观点认为，中国试图重塑国际秩序的全球野心在习*近*平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易明认为，习*近*平对于推动实现这个野心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他不仅推动发展实现野心的能力，而且是首位明确表达出这样一种愿景的中共领导人。”

资料照片：白宫打算提名曾任美国之音台长的贝内特出任美国全球媒体总署首席执行官。白宫宣布打算提名获曾得过普利策奖的记者、前美国之音(VOA)台长阿曼达·贝内特(Amanda Bennett)担任美国全球媒体总署(USAGM)的首席执行官。美国全球媒体总署代理...

1971年9月的一天，正在中共军中服役的魏京生从美国之音听到了中国有一架专机在蒙古坠毁。他很快猜到是林彪出事了。魏京生表示：“我们在部队的时候有个‘反革命’小组织，就是林彪事件之后，大家觉得特奇怪，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共产党这不对劲儿啊，怎么能弄亲密战友啊，又是接班人的，怎么就给弄下去了？于是我们这些原来的老反革命，就在部队里开始串联，很快的形成一些小团体。

在互联网时代，尽管中共打造了防火墙阻碍民众与外界的联系，但随着翻墙民众的日渐增加，了解真相、认清中共本质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无疑，自由是无法被禁锢的，无论是在哪个时代，即便在五十多年前。以前看历史书或文章时，发现在不少回忆文革的文章中，都提到了偷听敌台的事情...

胡平：“我想习*近*平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两条。一个是他打压民营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是对付眼前的一些经济困难。因为现在天灾人祸还有疫情造成问题，所以中国经济遇到困难。穷人成了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很多刚刚爬上贫困线的又掉下去了。所以政府急需一大笔钱来补贴穷人。可是政府又不肯花自己的私房钱，所以看准了民营经济，在志自愿捐献的名义下迫使民营企业多交钱。短期看对一些穷人是有利的，但是因为严重挫伤了民营企业家的生产积极性，所以长期看来对他们反而是不利的。”

大概在10多年前，他在家里摆弄收音机，在调到短波时听到了美国之音的广播。从那时起，他就听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声音。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是特别警惕，什么境外反华势力啊、敌对势力啊、什么帝国主义啊。后来每次国内发生一些公共事件，他都会看一下国内这些宣传机构，他们的口径，再看一下美国之音啊，还有境外的一些媒体，自己再判断一下，时间长了，认识越来越清晰了。

长平表示，躺平主义是一个权利意识和身份意识的觉醒。他说，其背景是中国的年轻人发现自己不是公民，而是屁民，甚至连屁民都不是，而是屌丝，后来发现连屌丝都当不成，是韭菜。所以“躺平主义”是一种权利意识的觉醒。

1959年3月10日，估计有30万藏人包围了罗布林卡（达赖喇嘛的夏宫），以阻止传言所说的中国人要绑架他的阴谋。这显示了达赖喇嘛的民望。中国炮兵车队开向罗布林卡之后，达赖喇嘛3月17日逃往印度。成千上万的藏人后来跟随他流亡。其后几十年中，达赖喇嘛将西藏局势描述为“军事占领”。

独立学者吴祚来说，口头和书面上为文革洗白不难，但真要那些人亲自品尝文革的滋味就是另一番景观了，"实际上，体制内一帮既得阶级，或者说腐败阶级、特权阶级，如果碰上再来搞一次文革，说不定清算的就是他们，因为他们的房子可能很多，存款也多，当然在国外。所以，现在这套行政体系是不会配合习搞文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