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6年夏天，红卫兵曾经把一根细铁丝两头都拴上两块砖头，挂在孙历生的脖子上。这还不够。他们还打碎玻璃瓶，把玻璃碴铺在地上，强迫脖子上挂著四块砖头的孙历生和别的一些老师在玻璃碴上爬行。碎玻璃扎进他们的膝盖和手掌，鲜血淋漓。

蒋在盛怒之下，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刘不甘示弱，飞起一腿踢中蒋的下腹部，而且是要害，痛的蒋哇哇大叫，蒋的卫士立即把刘抓了起来，关进牢里。因刘文典是知名学者，又有党国要人蔡元培和陈立夫替他求情，只关了七天就放了出来，没有像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触怒了毛泽东，以间谍罪名被关了一辈子，文革期间瘐死狱中。

对于防止情报外泄，红军中布满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务人员，及中共党的组织人员，重重严密监视着每一个官兵，不但相关措施周密严谨，滴水不漏，甚至连杀人灭口都成了家常便饭。龚楚说，红军在作战撤退时及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排出收容队随后卫警戒部队同行，对于落伍的官兵如无法抬运时，便毫不留情地将落伍者枪毙。

中共打着革命的旗帜，其目的，若从正常的路线来说，是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我曾经组织并策动过苏维埃运动，我深深地体验到，中共在苏维埃运动时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只是被愚弄，被欺骗的对象。

周恩来在会上说，“党为了要教育他们（龚楚，孔荷宠），特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使他们的错误屈服在全体同志的龚楚被周恩来开除党籍，“无情斗争”“猛烈斗争”，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听党的话，积极贯彻执行党的杀尽土豪劣绅的方针政策。猛烈斗争火力之下。”

何为“红色恐怖”和“白色恐怖”？简单的讲，“红色恐怖”就是中共残酷屠杀地主和有钱人，“白色恐怖”就是地主和有钱阶级为了报复共产党的屠杀，反过来屠杀共产党及其追随者。

翌日，我亲自到各团巡视，知道已被捕去排长三人，士兵四十九人，已于昨夜由特务人员押到附近山上秘密处决了！这次秘密捕杀事件，使全师官兵情绪非常低落，每到一处，他们都怔怔的望住我，这种乞怜求援的神色，使我十分难过！

走了十里路，已入夜了，林野先行在前，林妻在后，一位黄同志拔出大刀去杀林，其妻大叫，双手拖住黄不放，林野发足狂奔，另一特务员立即赶上，举刀便砍，林一闪避，已中左肩。林野立即回身拼命，但因左肩负伤，又被劈中右肩，此时再想逃，被追上照头一刀，脑破两半。林妻也已被黄同志结果。

朋友对倪匡说：“你已触犯破坏交通罪。”倪匡不解：“这怎么能算‘破坏交通’呢？不就拆了一座小木桥吗？到夏天再重新铺上去。”朋友说：“依我看，事情会很麻烦，一旦特别成立法庭，那即便不是死刑，也是二十年徒刑。”倪匡惊呆了：“那怎么办？”那朋友说：“你赶快逃跑，远离这里。”

我打趣的对朱德说：‘范军今次被我们打得大败，你还记得在曲江犂市时的事吗？’他很坚定的说道：‘革命没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阶级立场不同，就是生身父母，也要革命，何况是结义兄弟？’我听了他听说的话，犹如泼了一盆冷水似的，不禁暗自打了一个寒噤。”

凌晨2点在黄天辉带领下民兵闯入地富家庭绑人并连夜押送至黄瓜冲坑口边，无论男女老少都被强迫跳坑，不从者被虐打或用叉推入坑中。杀红眼的“杀人别动队”甚至连在襁褓中的婴儿都不放过。其中一个家中有十几亩土地所谓大地主家族中，老少共76人，包括外嫁的女儿及所生的孩子，年纪小的不足一岁，年纪大的65岁，全部被推入坑中。

另外一种最惨酷的死刑，便是要犯人自己挖坑，挖好后就对他一刀杀掉，或者将犯人推落坑去活埋，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后来国军进入苏区几个月之后，中共所制造的超历史残酷的大屠杀才为人所发现，“万人坑”这一恐怖的名词，始为苏区以外的人所知，其实区内的人民，早已闻之战栗了！

1966年，文革降临，最初，风暴并没有波及到吴祖光头上。当走资派和当权派们统统被揪出来后，又才轮到老右派们。“二流堂”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这次，堂主已不再是吴祖光了，夏衍成了后台老板。二流堂被政治化了，从开初的思想意识问题，定性为“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集团”而受到批判。这次来头就大了，江青亲自抓这个案子，将二流堂的人抓捕关押起来。吴祖光再次下放劳动，新凤霞成了二流堂堂嫂，黄苗子和郁风被关进监狱。盛家伦在反右前病逝，否则，一样逃脱不了。

谭震林虽然地位比龚低，却是“国家政治保卫分局长”，直属中央领导，操握留守红军全体人员的生杀大权。除了对高干动手须报告政治局，处决中下级干部与士兵平民，毋须任何机关核准，只要自己批准自己就行。龚楚深知谭震林为人刻薄冷酷无情.

“在共军攻入县城的三日间屠杀焚烧无辜的男女老幼千余人，男的多遭剖腹剜心，碎脑裂尸，女的多遭割乳劓鼻，刺刀乱刺。血手所及，连七八十岁的白发老人和幼稚的儿童，都不免一死，崇礼养老院被放火焚烧，院中老人逃出者仅一人，其余全部变成了焦炭。不满十岁的儿童，被共军挽到街上当皮球来踢，踢来踢去，以被踢儿童的哀号惨叫为乐事，等踢得将死，才用一条麻绳勒死那儿童，儿童死于这踢皮球的魔鬼手里者，数达二十余人。"

长春围困到底死了多少百姓其实没啥好掩盖的，46年的人口统计是40多万，10月份第一任市长给共产党的报告是17万人。所以当时日本给出的“超过20”万人死亡是比较合理的数字。

尽管在北京大街上你看不见成群的乞丐，也没有一具倒毙街头的饿殍，表面上远没有苏联十月革命后那段饥饿岁月恐怖，社会秩序好得出奇，但每一个北京市民都在挨饿。为多吃一口饭，为少交二两粮票，为搞一点高价的糖块，人们可以绞尽脑汁、机关算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