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饶被打倒时，他的父亲饶思诚，是时任江西省副省长，教育子女“坚决与饶漱石划清界线”。从此，郁郁寡欢，三年后，凄然离世。饶的一个妹妹在“文革”中一再被批斗、殴打，最后被整死，死后连骨灰都未准留下。

高岗和饶漱石所谓高饶反党联盟中的第二号人物饶漱石生于1903年，1925年加入中共。他上过大学，曾经到英国、法国和苏联等国留学。抗日战争时期饶漱石曾经担任新四军政委，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担任中共华东局书记和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委。中共建政以后，他先后担任中共华...

根据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扬帆谈判后提出的“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出八个县城，新四军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

潘汉年，1925年入党，长期负责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1943年夏天，他从新四军根据地出发，奉命赴上海对大汉奸李士群进行统战工作；经电报请示上级后，又去密见汪精卫。1949年后，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1955年，他因内奸问题被捕。1963年被判内奸分子，后被...

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称：“镇压反革命，杀100万，极有必要。1957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抗日一来，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中国人啊，中国人！应该猛醒了！还要昏睡到几时呢！？

饶漱石指责中组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必须“震动”一下，想拿副部长安子文开刀。饶漱石在7月22日“震动”组织部、指责安子文后，安子文当晚就来到刘少奇处，详细汇报了饶漱石的言行，并且分析说，我估计饶漱石如果不是精神失常，就是把你、我和彭真、薄一波四个人划成了一个圈圈，存心要把我从组织部赶走。

40年代刘少奇支持饶漱石抑制陈毅，使陈委屈了好多年。1966年8月23日，中央文革在政治局会议上要刘少奇到清华大学检讨，毛泽东不说话，当时只有陈毅站起来说：少奇同志有什么错误，可以在政治局这个范围内来解决。要他到清华去，这种方式好不好？我看不好，到时让他下不了台。当刘少奇表示愿意去清华，并请王任重帮他起草讲话时，陈毅又站起来，再次声明他不赞成这样做。以德报怨，这在革命同志之间是很少见的。

“开会”还有一个功能是逮捕人，罗是一例，而罗本人也借开会之机逮捕过潘汉年；此后还有周恩来逮捕黄永胜等人，华国锋逮捕王洪文等人，都是用开会的名义。当时一些高级领导人接到开会时的复杂心态：接不到通知显然是失宠；参加了会议也许永远就没有会议开了。毛去世后许世友就到医院提醒几个将军，不要到中央开会，“去了可能把你们抓起来，要你们的命。”避灾的最好办法就是进医院。兰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楞了一阵，说了声“快走”就去了301医院。“当时许多将军、部长都往医院跑。

深谙共产党邪恶本性的汪精卫说：“在上海、广东、武汉，我和共产党头目们打了好几十年交道了，共产党这个葫芦里所卖的药是何其剧毒，我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共产党这个贼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况我之所以脱离重庆走曲线救国的道路，就是为了消灭赤祸，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就把饥荒、内战、烧杀、愚昧、落后带到哪里。我的左膀右臂陈公博和周佛海两位先生不都是中共十二人成立大会上的成员吗！”

1972年，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大陆，为了急于与日本缔结邦交，毛泽东放弃战胜国的权利，拒绝接受日本的战争赔款。毛泽东与日本代表团会谈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日本侵略中国一事向毛泽东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毛泽东却说“不是对不起啊，是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他感谢田中角荣。“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

后来，陈毅经汪东兴的指点，才兴冲冲重新返回去，开始揭发饶漱石。尝到甜头后，陈毅有所心得，以后便在历次运动中紧跟毛泽东。毛泽东的矛头指向谁的时候，便挺身而出，多有“不俗”的表现。

陈毅曾在毛泽东整肃饶漱石当中发挥关键作用，正是他的深夜密谈令饶漱石成为“阴一套，阳一套，善于耍手腕，善于政治投机”的坏人;彭德怀被撤职后，陈毅又主导军委工作的林彪屡次三番的“真情”表白，1970年庐山会议上，陈毅没有搞清形势，依然对林彪大肆吹捧，甚至放言“我党历史上就出过两个天才，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林副主席。”然而陈毅却站错了队伍，与另一个积极支持“天才论”的人物陈伯达被称为“二陈”合流，遭到了重点批判。

饶漱石与高岗没有往来过，两个人生活习惯很不同，高岗好跳舞，搞男女关系;饶很保守。在北京，他给我的印象，除了开会，他没有上高岗那儿去过。后来我们听说“高、饶”之事后，很奇怪：接触都没有接触，“怎么联盟”呀?

朱韵和：这个葫芦里所卖的药是何其剧毒四三年，中共长江局情报负责人潘汉年、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情报部长杨帆携带中共中央正式文件来到南京，希望与南京伪国民政府联系，商谈联手夹击重庆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力量的事宜，结果遭汪精卫拒绝。汪精卫说：“在上海、广东、武汉，我和共产党头目们打了好几十年。”

1975年3月2日，饶进医院当天夜里不治病故，他的遗体火化由207特区工作人员办理。在当时仍在军管环境下，饶漱石的遗体是改姓换名送火葬场的，究竟用的什么化名没有留下一个字，而当时的经办人已过世多年，至今无法查考。

饶漱石指责中组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必须“震动”一下，想拿副部长安子文开刀。饶漱石在7月22日“震动”组织部、指责安子文后，安子文当晚就来到刘少奇处，详细汇报了饶漱石的言行，并且分析说，我估计饶漱石如果不是精神失常，就是把你、我和彭真、薄一波四个人划成了一个圈圈，存心要把我从组织部赶走。

1959年庐山会议上，一年前批判粟裕的彭德怀被打倒。他曾向毛泽东施加影响，说粟裕“里通外国”，引起毛泽东的震怒，不久就解除了粟裕的总参谋长一职。不想才过一年，“里通外国”的帽子被如法炮制，也扣到了“始作俑者”彭德怀头上。毛泽东生气地说：“其他一切都好谈，里通外国就难办了。”与上一年对粟裕的震怒如出一辙。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力荐粟裕当元帅，但没有成功。因为此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周恩来正在北戴河疗养，当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主任征求他的意见时，周恩来主张给陈毅授元帅衔。

从杨尚昆记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要“极力避免”、“力求避免”自己从杭州返回北京参加会议。毛泽东当时是想避免和高岗见面，避免给高岗直接对质的机会。另外，毛泽东对高岗还不乏落井下石的举动。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中有一段话说：“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这段话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

习仲勋是被用“宣传高岗”的名义搞垮的，因此高岗与习仲勋的关系自然也就是重中之重。应该说，打倒习仲勋是毛泽东、刘少奇在政治上的最后一次“合作”，但几年以后，刘少奇就成了他口口声声批判的“彭、高、习”的“总后台”。

流亡美国的作家王若望生前撰文《高、饶、刘志丹之死——揭开“政治谋杀”之谜》指出，邓小平是“高饶事件”中告密者的角色，毛泽东是向高饶发起攻击的幕后总指挥，邓充当毛的打手，并取得毛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