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将它的统治建立在无数人的鲜血和白骨上，中共也是这样。 靠杀人夺权，靠杀人立威，靠杀人补充能量，靠杀人制造恐惧，靠杀人维持极权统治，这便是中共“吞噬”民国大师们的根本原因。

劝说胡适留下的吴晗曾是著名的明史专家，也是胡适的得意门生。胡适曾多次对人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新中国”成立后，吴晗焕然一新，以接收大员的身份掌控了北大、清华，一时意气风发时，越发认为胡适是典型的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是真正的“走错了路”。文革期间，吴晗因《海瑞罢官》开始受到批斗，继而又挖掘出建国前他写给老师胡适的信，成为其投靠胡适的死证。1969年10月，吴晗被斗死。

1949年9月毛与程潜等民主人士同游天坛公园，幸福的日子没几年，这些人估计就笑不出来了，先挨整的，估计是穿长袍的。

1939年秋在香港。左起：陈小彭、陈寅恪、唐筼、陈美延（前小童）、陈流求。（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图）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前途未卜1945秋至1946年春，父亲在伦敦经英国著名眼科专家Sir Steward Duke-Elder诊治并主刀，做了两次手术，视力略有改善，但未能复明...

以前我们说了反共大师胡适，其实民国时代，中国大师云集，各领风骚。今天咱们就表表振聋发聩的另外三位。保管您看了他们的事迹扼腕感叹。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科院邀请陈寅恪担任中古史所所长，陈的答复。

失明后陈寅恪在自家阳台授课陈寅恪先生是著名的史学大师，我这个学识浅薄、年龄相差四十多岁的后生晚辈怎能是大师的弟子？但这是真的。1952-1956年，我有幸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读书。其时，陈大师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单凭这一点，我就应该称陈寅恪为吾师或本师的。不仅如此。1953-19...

中国是地蛮天荒了的一个世界——不管你称它现代化﹑社会主义还是专制，在文化上，它已历尽变穷，坠入非驴非马之境，而在这“蛮荒”之后的我们，似乎再不能跨越那道“蛮荒”的惟幕，因而又得了无文化的“文化癖”。说断裂鸿沟壕堑都可以，问题是你如何逃得出这道惟幕？都说读书...

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的大右派向达，自然在劫难逃。向达是文革爆发后第二批被揪出批斗的“牛鬼蛇神”。向达躺在床上对夫人说：“我恐怕是过不了这一关了。”夫人哭问：“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向达指着地上的书说：“我一生的积蓄都在书上，我死后你就卖书度日吧。”向达去世不久，他留给夫人的书，全部被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偷走了，一本不剩。其中很多书极为珍贵，不乏善本。

冯友兰49年10月5日写封信给毛泽东，大意“自己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10月13日，冯友兰收到一位骑着摩托车的军人送来的一封毛泽东冷冷的回信。

陈先生请夫人唐筼执笔回复，提出了赴任的两个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即毛泽东）或刘公（即刘少夺）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当时，有学生劝说陈寅恪不要这样做，他却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我只想为学术领域留一块净土，自从我为王国维作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具有非常好的道德资源，比如对朋友、对师长、对异己，都有相对稳定的整套看法，这些东西影响知识分子之深已融人他们的血液中。但曾经有一段时间，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在不断的暗示中，对知识分子心理产生了巨大压力，久而久之，这压力便转换成一种内心的...

但最早提出后悔的人，就是国学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陈寅恪学贯中西，在中国是唯一一个跨两个学科的教授（中文与历史）。被同行称为教授中的教授，500年才出的一个教授。总统蒋介石亦称之为国宝的教授。国民党败退台湾时，蒋公亲自下令：国宝不能留在大陆，必须带走。当时北大的代理校长傅斯年一天三个电话催他走，陈寅恪不肯走。当“新中国”的体制出来后，陈寅恪后悔了。在日记中写到，悔当初没有去台湾。

陈寅恪对前来劝说自己的汪篯如此说道：“做学问，不应有‘在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导下’这种定语，凡有这种定语的都不是真学问。”“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我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