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湖南文史》第2期刊登了蔡明忠写的《〝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让我们得以窥见刘传新是如何爬上高位、如何肆无忌惮地施加迫害的，以及他自己所遭到的报应。

一1967年初夏，北京掀起反军高潮。一日，我去景山东街小饭铺买豆浆油条，偶一回头，差点惊叫起来，站在我后面的排队者，乃是中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上将。他只身一人，戎装，眉宇间似有淡淡的忧愁。我看肖华，肖华也看我；我们四目相对，脸上毫无表情。除了我，无人...

庐山会议后出任公安部长中共建政后，谢富治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原昆明军区老干部马天佑告余，那时的谢富治还是很清廉的。一次，谢富治到边境某县蹲点，轻车简从，粗茶淡饭，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返回时，发现车子后备箱里...

中共常讲，公、检、法是专政机器。公、检、法官员就是中共的专政工具，需要时，利用利用，不需要了，马上翻脸不认人。即便像杨奇清这样救过毛泽东命的人，中共说关进监狱就关进监狱。

拖延越久，清偿的难度和代价就越大，这是党内外和国内外的共识。执政党被反右的罪恶绑死在耻辱柱上而不愿自我解脱，这就是当代中国人所共见的事实

一个历史时期走到末路时，统治集团内部一定会出现种种乱象，像晚明时所谓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大疑案，搞得明朝末年统治集团内一片乱象，为明朝的崩溃埋下了伏笔。文革后期，中国政坛上也出现了中共三位重要官员离奇死亡的事件。当时社会上传言纷纷，老百姓演绎出许多故事，这种现象其实反映的正是毛的文革已走入穷途末路。

许多杀人动机都出于个人恩怨，甚至是为了一点儿个人的私利。有一户姓陈的，户主当过伪军，论成分他家还是贫农，杀不杀这一家，村干部很有争论。陈家的两个儿子跪下央求说：“别杀我们，我们不为父亲报仇。”一个姓田的人，不由分说，用杀猪的通条扎死了这一家人。姓田的欠了陈家的钱，把陈家一灭，就不用还钱了。有的人借过五类分子的东西，急于杀人赖掉。更有甚者，有人霸占了黑五类家的妇女，还说“给你换换成分”。

1969年“国庆节”后天安门城楼翻修工程如期展开，10月下旬搭好脚手架木，11月下旬旧城楼拆完，1970年1月中旬做完大木安装，3月中旬扣上瓦顶及有关设施、油漆彩画，3月底以前落架清理。

1949年中共建政后，马思聪被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之后创作了一些赞美中共的曲目，比如1966年2月创作的歌曲《焦裕禄悼歌》。然而，噩运很快降临到马思聪的头上。1966年5月文革爆发后，马思聪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大吸血鬼”遭到了造反派的批斗。昔日热闹的马家一下子变得门庭冷落。在朋友和家人的劝告下，马思聪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坚决、热情地支持“文化大革命”，愿意接受广大“革命师生”的批判。

1966年所谓的红八月，红卫兵把打砸抢的恶浪推向社会，一群痞子恶棍也蠢蠢欲动，想借打人甚至杀人表现自己的革命性。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后被开除党籍）不仅不制止还鼓励红卫兵，他的讲话使红卫兵及造反群众的打人、抄家运动迅速失去控制。北京大兴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集体屠杀事件”。

曾山解释说，他在新四军军部当组织部长的时候，按照延安党中央的指示，确实和日本方面的人员有过接触，但这是抗日活动的组成部分（祝春亭注：滑天下之大稽，与日本秘密接触和睦相处，竟然是抗日活动的组成部分？），整个活动安排都及时用电报向中共中央作了请示，并得到批准。“革联”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不相信曾山的辩解。“红联”站在曾山一边，对着干。两派互不相让，即将酿成一场武斗。

徐景贤深为张春桥没有留下回忆录之类的东西而遗憾，徐景贤说，若再不允许像他这样的“文革当事人”发表回忆资料，恐怕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都会淹没，然而在他的回忆录《十年一梦》中却对他亲手制造的累累血债进行了掩盖，甚至还对当时在上海掌权的经历仍然兴味无穷。这一切都回避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徐景贤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期间，他与他的上海帮同党们所制造的针对林昭、刘文辉等人的一系列冤案。

谢富治在“文革”中整人太多，积怨甚深，晚年犯下“心病”。据陈康将军言，谢富治临终前，陈康将军曾到北京看望他。是时谢富治尚认人，见老党员尤激动，口中喃喃言：“xxx不是我要整的，xxx不是我要整的，都是啊啊……”陈康临别时，谢紧握其手，反复曰：“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我在云南没干坏事啊!”

我作为一名中共官吏中的县长，没有丝毫能力对11名骨肉至亲施以半点救助，这是我终生第一大愧疚。这一深深愧疚之情将保留在我的骨灰中。即使在我个人最顺利的当县长的五十年代中期，在省里开会时我向带队的昭通专员原德明请假：“这次散会后要经宣威才能回威信，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回过老家了，我想请三天假回去看看。”想不到原德明这位43师军转干的专员竟然翻脸大声训斥我这个县长：“你还在留恋你那地主阶级家庭吗?不准!”

自从毛泽东执掌中共的帅印后，他比斯大林棋高一筹，发明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方法在精神上和思想上翦除党内异己和反对势力，替代肉体虐杀。然而在暗地里，暗杀和灭门在中共执政后依旧是党内斗争在绝密状态下采取的终极手段。谭甫仁、谢富治、李天佑、李震以及朱德和皮定钧神秘死亡的原因，至今仍为中共尘封，不为世人所知。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文革中首提“砸烂公、检、法”口号，在北京市公安局三万余人的队伍中，挖出了九百余名“地富反坏右”，只剩百把好人，其余均进学习班。由于谢富治在“文革”中整人太多，晚年犯下“心病”。另据陈赓之女陈知进透露，康生一生害了许多...

徐景贤深为张春桥没有留下回忆录之类的东西而遗憾，徐景贤说，若再不允许像他这样的“文革当事人”发表回忆资料，恐怕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都会淹没，然而在他的回忆录《十年一梦》中却对他亲手制造的累累血债进行了掩盖，甚至还对当时在上海掌权的经历仍然兴味无穷。这一切都回避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徐景贤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期间，他与他的上海帮同党们所制造的针对林昭、刘文辉等人的一系列冤案。

这些荷枪实弹的“雄师”们万一冲进“梅岭一号”楼，见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一个个立即会目瞪口呆，扔下武器，甚至跪倒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但是，谢天谢地，这种“玩笑”和历史镜头幸亏没有发生，因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说“毛泽东的梅岭一号安然如常，丝毫没有波及”，恐怕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的实践是，当时杨成武等人保驾着气急败坏的毛泽东从后门逃出了东湖宾馆，据说连拖鞋都没有来得及换……

林彪九一三事件摔死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这时的华国锋虽然人在北京，但仍身兼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部队政委、湖南军区第一政委等职务。一直到1972年谢富治病逝后，华国锋被毛泽东提议担任公安部长一职后，他才真正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1978年1月16日...

遇罗克是谁下令杀害的？据友人Y君说，吴德之子曾亲口告诉他是周恩来。周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这个“一打三反”运动，毛泽东“文革”讲话、文稿中却寻不到半点依据。“文革”很长时期，在党政军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周恩来。如果“一打三反”运动的发动和开展，不是出于毛泽东的话，那这一决策的最初出台，应在周恩来身上。况且，即便毛泽东曾经有过类似指示，但在实际执行上，一系列强硬操作指挥实践者，镇压毫不手软，也是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