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关键是这个“奸”字。“奸”并不是一种对族群，或组织，或团体的脱离。“汉奸”不是脱离中国或汉族。移民不是汉奸；不信孔孟，而信上帝，也不是汉奸；说美国民主制度好，要求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更不是汉奸。“奸”是邪恶，或助纣为恶。汉奸是汉人中的“恶”人。汉人欺负汉人是“汉奸”，汉人帮助外族人欺负汉人也是汉奸。但我们往往把“汉奸”理解为一种族群背离。

这个世界争吵不休，其实是在争谁应该做富人，来获得消费相对短缺产品和服务（或叫高端产品和服务）的权利。因为社会总有一部分产品和服务，不能所有人都去消费。我们应该让那些对社会贡献大，创造财富多的人，而不是那些通过权势暴力欺骗手段获取财富的人，来消费新出现并处于相对短缺的产品和服务。

世界要消除侵略战争，就要消除专制制度。世界上没有了专制制度，也就没有了侵略战争。争取民主和人权，才是保证人民不“挨打”的根本。现在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世界已有80%的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侵害人权的专制制度和专制政权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这一新时代，“落后”不一定挨打，“专制”的政权却很可能挨打。因为专制政权的侵略本性，不仅对本国人民构成现实侵害，而且对民主国家的人民构成潜在威胁。

改革是把被政府剥夺了的个人经济发展权利，还给人民，还是在寻找某种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方法？是中国改革理念的分水岭。为了中华民族的真正进步，政府再也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应以“人权进步为中心”。因为人权进步不仅可以带来真正有效率可持续的发展，而且可以使经济发展走在正确的路上，即走在为了增进大多数人幸福的路上。

专制政权需要并且培养奴才，而奴才就是潜在的汉奸。专制政权欺压百姓，侵略者也欺压百姓，专制政权制造谎言，侵略者也制造谎言，专制政权有大批打手，侵略者也要大批打手。奴才没有独立人格和正义意识，可以为专制政权服务，也可以为侵略者服务。中国正是一个有着大批奴才的国家。这些人常常高喊爱国的口号，是因为专制者常常说他就是“国”，奴才高喊“爱国”是向专制者表忠心。

专制体制下的官员，鲜有不去揣摸君王或上级的。揣摸什么？思想用意性格爱好等等，无不包括其中。揣摸是为了迎合，这里有自保的恐惧，也有利益的谋求，所以殚精竭力。除了揣摸，只要是在专制体制官场上混，还需其它种种技巧。要说假话空话以修饰形象；要恩威并用以驾驭下级；要费尽心力去排除异已，还要防备异已对自已的暗算。一本“厚黑学”写尽官场上官员的智力所向。

当外资撤出中国时，“不能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还是“中国左派”们写出来的。他们不顾他们一向坚持的资本是万恶之源的观点，居然要李嘉诚长期呆在中国剥削中国人民。说明他们只是“墙头草”，那有什么理想信念？他们唯一坚持的观点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总是中国的敌人。他们的资本进来是侵略，不进来是封锁。现在走了，还是“唱衰”中国。

有人说，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权力则使人的魔鬼本性发挥到了极致。一个皇帝占有那么多的女人，为了达到完全占有不载绿帽，居然把宫中的仆人阉割，这不是魔鬼是什么？一个领导，为了一个人的游山玩水，居然把成千上万的其它游客驱逐，这不是魔鬼是什么？一个校长，利用权力，居然找仍是幼女的学生开房，这不是魔鬼是什么？

为了中华民族的真正进步，政府再也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应以“人权进步为中心”。因为人权进步不仅可以带来真正有效率可持续的发展，而且可以使经济发展走在正确的路上，即走在为了增进大多数人幸福的路上。

穷人人多，一旦由共产主义的理念组织起来，富人遭殃。而富人如果有钱又有势，或用钱买势，穷人遭殃。同样，政府力量最强大，如果它不是保护私有财产而去掠夺私有财产，当它需要你的房子时，你的房子便不是你的了。说共产主义是“幽灵”（共产党宣言），特别的形象，这一幽灵通过颠覆人类发展以来，所建立起来的私有的自然法则，挑动起人性中抢劫的邪恶一面，“共产”允许抢劫，“共产”本身就是抢劫，那社会还能有秩序？

统治集团常常号召人民反侵略，说侵略者杀人放火抢东西，但如果你就在杀人放火抢东西，你有何资格指责侵略者？又何来动员民众的力量？反侵略就是反侵害，而不论这种侵害是来自外国人，还是来自本国人。侵略的本质是侵害人权。一个人或集团，如果力量很强大，就会去欺负弱势群体，这时候，就要有一个比他或他们力量更大的政府出来主持公道。遏制暴力，保护人权是政府存在的主要理由。

“苏格兰公投”与“英国脱欧公投”的意义在于，它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形成机制。因而对传统国家和国家观念形成巨大冲击。国家不是打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是少数政治家，政治集团之间谈判、妥协、甚至相互勾结制造出来的。蒋介石在收编军阀，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又打又谈又拉，使尽了浑身解数，即便建成一个国家，也很难说这个国家的形成是合理的。只有全民公决才是国家形成最为合理的机制。

经济自由意味着经济活力。有控制的自由不但削弱经济活力，还会带来经济主体与政府的巨大矛盾。经济主体要么在强大控制下依附政府失去活力，要么在与政府控制的对抗中难以发展甚至消亡。

中国经济崛起，与中国的低劳力成本密切相关。而低劳力成本由两种原因导致。一是中国低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低收入。二是中国的低人权。低经济发展水平是一种客观因素，低人权则与政府忽视人权进步有关。二战后，日本、台湾、南朝鲜等，都是由低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低收入起步，并取得高速发展，被学界称为“东亚模式”。但它们却是高人权国家或地区，由此带来人民收入提高与经济发展同步。所以虽是以低收入的低成本起步，却只用二三十年时间，人均收入便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就自己为什么在美投资10亿美元建厂，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除了人力，什么都比美国贵。他列举一大堆事实，比如中国的能源费用呀，运输费用呀，土地费用呀，都比美国贵一倍至几倍，还有企业的综合税费，中国比美国高39%。美国唯一...

主权是国家人格化之后的人权。在人权意识没有觉醒之前，世界上也存在国家，但国家之间弱肉强食，既无平等，更无尊严，谁的拳头硬谁为王，何来主权？赋于个人权利以建立社会秩序，必然带来赋于国家主权以建立国际秩序。所以人权在先，主权在后。一个国家宣示主权，只有当宣示人真正代表这个国家的人民权利利益时，他的宣示才是有效的。

雷洋案，让人民胜利一回，会不会影响政府威信，甚至导致政府垮台？这完全是那些“维稳专家”的危言耸听和主观想象。事实上，让“人民胜利”，不仅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而且是国家治理能力进步的体现。相反，人民老是“不胜利”，将会导致社会危机丛生，国家治理能力僵化、退步，且越来越依靠暴力手段。

政治的不确定决定方向的不确定。然而有一点却可以确定，中国近期一定会大变。为什么？因为非驴非马的“中国模式”已经走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