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共对于这6个人如此特殊对待？除了他们反对一党专制的“反动”言论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不能全面否定反右，因为当时邓小平就是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比毛还积极主张扩大打击。他自知罪责重大，若全面否定反右，邓小平自身也难免被追责。二是平反中阻力很大，曾参与当年反右的很多人都成为了各级部门的实权人物，他们害怕自己被追责。

黄炎培的第三个儿子、水利专家黄万里仅因为写了“花丛小语”这样的讽刺官僚主义的文学作品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他为了自保竟和儿子断绝往来。1957年6月30日，清华大学的几个学生电话采访黄炎培。他非但“首先表示了自己完全反对黄万里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支持全校同学对黄万里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批判”。反右高潮过去不久，1958年3月16日，又是这批在中国大名鼎鼎的的“著名民主人士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一个“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改造促进大会”，在会上通过了给毛的效忠书。

童年就生活在这种恐惧中，老觉得父亲的话会被监听。成年后一些传闻得到证实，一个民主党派高官的家人，说收拾屋子时，无意在墙上发现电子管的窃听器。还听一位老警察说过，当时采用拉线的方式对罗隆基、章伯钧家进行监听。这说明从小形成的恐惧感是有道理的。

贾植芳《我的人生档案》：有个文工团员，反右时支部分到两个右派名额，讨论到深夜没结果，这姑娘去了趟厕所，回来得知自己是右派了。还有个老教授，组织上谈话，“党的困难就是你的困难，现在右派少一个，您解决一下？”教授答应了，扔到山里劳教了20年。

傅斯年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回来后曾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几次说过，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在同毛泽东的谈话过程中，发现其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的非常熟，而他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认为毛不过是“宋江一流”。对于同行的民盟成员，傅斯年认为他们很没有出息。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把毛送给他们的土织毛毯视为皇帝钦赐的陀罗经被一样，大概是想把这当作护身符的。因此傅斯年十分看不起他们。

章立凡：童年就生活在这种恐惧中，老觉得父亲的话会被监听。成年后一些传闻得到证实，一个民主党派高官的家人，说收拾屋子时，无意在墙上发现电子管的窃听器。还听一位老警察说过，当时采用拉线的方式对罗隆基、章伯钧家进行监听。这说明从小形成的恐惧感是有道理的。

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遗孀，她当年对国民党政府的敌视态度客观上极大地帮助了中共，毛泽东当年称赞她对新中国的贡献，说的是实话。她充当新中国的副主席，也在面子上使这个政权带有一定的联合政府性质，这在客观上也帮了中共的忙。但是，岁月流逝，毛泽东竟绝情地下了逐客令，并请她到海峡对岸去，这明显是宣告，她是大陆不受欢迎的人，是国民党的人，和中共不是一路的人。此时的宋老夫人，丈夫已去，青春已逝，三姐妹天各一方，而一向投靠的人们竟然说出如此绝情的话，宋夫人的内心的震动和悲痛是可以想见的。

一心一意要做官的罗隆基，“解放”后只做了几天的部长便被打为大右派，遂横遭批斗打击而不能善终。“解放”前时时都敢公开辱骂蒋介石是独夫民贼的郭沫若，“解放”后最大的本事，就是一再地将那个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专制魔王毛泽东歌颂成了他和全中国直至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至于一生为国民政府所养，晚年乃用着“绍兴师爷”的尖刻文风，天天指骂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先生，日日要追求“下个世纪曙光”、即“共产主义曙光”的鲁迅，则正如文革之后的周扬所为他悲叹的那样：“鲁迅若是死他日”，也只能是“天安门前等杀头。”

农工党的前身是1928年成立的反对蒋介石的中华革命党，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选举章伯钧为中央执委会主席，其成员后来主要以医药界高中级知识份子为主。与其他党派相似，农工党支持中共，在统战方面为中共建政同样立下了功劳。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大部分农工党成员都被打成了〝右派〞，命运多舛。

她在"文革"中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坐牢十载。父亲殁于被捕之初，女儿生于囹圄之内，丈夫亡于平反之前。所有的亲人不断地走了，等日子好了些，她蓦然回首，茫然四顾，发现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

告密是一个人内心里阴暗成分的表现，实质上是人性的扭曲。冯亦代的性格是在那个年代的制度性黑暗中，一点一点扭曲的。暗中所为之事，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他真不知耻吗？不是的，要不然，他自己咋会说：“我这一行工作要有一天发给一个勋章报上刊登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样不啻是告诉别人自己是个什么人，而且以后就不用再想干这一行了。”

章乃器虽然成了右派，但是仍旧保持读书的好心情，他的朋友邵力子先生和章伯钧先生，每次政协开会，老人手里都拿着一本书，边开会边读。那时政协基本上是“一言堂”了，邵老“一心二用”。章伯钧藏书丰富，章乃器从他家借来一套线装足本《金瓶梅》，但不许儿子看。章乃器儿子章立凡说，他有一次看1949年以前出版的书。其中有一本很厚的“反动”书籍，记述中国近代史，关于红军长征一节的标题竟是“万里流窜到陕北”，章立凡想不到近代史也可以这样解读，从此爱读禁书。

共党篡夺中国的政权后，沈钧儒们主动解散了所谓的“救国会”。从史料来看，“救国会”叫“救共会”才名副其实。一来中共自己透露“七•七事变”后，王炳南在上海全力以赴投入“救国会”的工作;二来，“救国会”在王炳南们的操控下没做过救国之事。

中共《同舟共进》杂志曾刊文称，1945年8至10月重庆谈判时期，蒋介石六次高呼毛万岁。而且蒋仇毛憎毛已到疯狂地步。而据资料显示，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在公开场合几次高呼“蒋委员长万岁！”而私底下评论蒋介石是“草头将军”。蒋介石曾在其日记中表示，毛泽东勾敌...

在不得不牺牲良心时，韦君宜力图尽可能少牺牲点，在不得不下手时，她右手拿起了利刃，左手却本能地进行遮挡；或者高高举起，尽量轻一点落下，努力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情。也因此，她能把写的批判文章交给被批判者看。

当告密成为一种政治荣耀和义务之后，告密者的心里，就不会有负罪感和歉疚感了。面对头号大右派章伯钧，冯亦代生发出的是蔑视与鄙弃(尽管消受了你的好烟好酒和饥荒年月的好茶饭)。优越感的来由极其简单：我受组织的信任，你受我的监视。你是右派，我已不是。“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经消除了那种腐朽的感伤的情绪，我觉得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丰富起来。”

55年逮捕第一个文人反革命胡风的是罗瑞卿，65年第一个被关押又跳楼的也是罗瑞卿;57年第一个跳出来批章伯钧的是吴晗，67年第一个自杀的也是吴晗;58年批刘伯承、萧克的是彭德怀，59年第一个被批斗的也是彭德怀;胡风事件中最卖力的是周扬，后首先被批斗的文棍也是...

共产党对“自己人”的无耻与残暴，立即让我对自己说，“我这一生，如果我说共产党一句好话，我不是人养的!”所以，我非常认同阿隆这句话。我以为，反共，可以说是做人的底线。

章诒和透露：“在民盟中央，别看沈老(钧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帜性人物，可中共党员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当然，还有统战部在后面指挥胡愈之。”一九七一年，反对国民党的王造时就死在共产党的监狱中。共产党的监狱可不比国民党的监狱!九年后，王造时被凶手“平反”。 王造时的两个儿子和女儿海若均因此患了精神分裂症，女儿海容则因拒绝参加复旦大学对其父亲的批斗，也被打成“反革命”备受折磨而死。违背天理人伦，为共产国际颠覆中华民国而奋斗的洋人与华人都没有好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