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以前中共所有大会表决几乎都是举手，到1986年3月开始用电子表决器。已故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说：“哪里有电子表决器，哪里的反对票就多。举手表决，几乎都是全票通过！”因此，尽管所有的代表都是在中共一元化领导下拣选的乖乖牌，但历次大会电子表决都有那么几张反对票或弃权票。到2017年十九大忽然又开倒车，那就意味不容许有一个人反对或弃权了，意思就是：“不想死的请举手”。

尽管以华为的成本优势，许多国家较难将华为设备完全排除在电信网络之外，但这两天欧盟对华政策有了大转弯，显示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都已提高了对中国的警觉，而在现实运作中，遏阻华为已在美国和文明国家中逐渐形成共识。两年前，有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华为手机生产基地的内部员工透露：华为每款手机和电脑里面都秘密安装了自带监听软体。

为什么会有这些权贵移民？因为在中国法治越来越薄弱，人治越来越凌驾规则的情况下，各级呼风唤雨的掌权者的权力随时会被夺去，成为阶下囚，各龙头国企私企的富可敌国的大老板，随时会被关进监狱，以亿计的财富化为乌有。而变化不一定是他们本人有什么过失，往往是不公义的体制所造成。因此中国有一句话，就是：你存在银行的钱和你拥有的财富，只有转移到国外才真正属于你的

韩正不会提到的是，在这个法治报告中，中国排名低至第82，比去年下降两级。其中与香港同样下降的，是法治中的“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持续恶化。由第82来嘉奖第16，嘉奖的是香港人感痛切流失的廉政，说明第16已经靠近第82。

林郑上场后，全速推动“HK is China”，但又要虚伪地宣称香港“成功实行一国两制”。美国现在就像那部庄园主警告中国游客要远离野熊的短片那样，不再听你的废话，一于根据现实判断，直接鸣枪。

调查组更确定，最高法院有关陕北千亿矿权案的判决是正确的。这说明中国宪法132条的“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形同虚设，最高法院之上原来还有更高法院，更高法院就是有权认定最高法院的裁决正确与否的调查组。

梁振英和林郑相继上台，一些案件显示逐渐守不住司法的三原则：无追溯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不同人的地位区别；以及最重要的，是作为守护市民人权的最后防线。然后，铜锣湾书店事件，显示独立司法快守不住了。而最恐怕的，就是最近保安局建议修例，使全港市民顿时失去香港司法保障，极有可能因为在香港做了合法的事而被当作大陆罪犯引渡去中共国。

靠私人企业实实在在自产的商品，怎么竞争得过有出口补贴的中国产品？要自己投入经费研发产品的企业，怎敌得过由国家实力支持、靠盗窃技术、又不计成本地攻城略地的企业？靠个人能力积聚金钱置业，怎买得起被中国贪官土豪不计价地炒起来的物业？

刘艳丽在法庭陈述的结尾说，苏格拉底就要被钉死了，一个女人哭着对他说：“您什么罪都没犯，就要被钉死了。”苏格拉底说：“难道你希望我犯什么罪，然后被他们像犯人一样钉死吗？”法庭判苏格拉底有罪，历史却宣告他无罪，人类文明正是基于这样的正义和公理不灭，而砥砺前行。

我们说一个人有没有道德感，如何去检验，一个方法，就是看他会不会生气。如果面对世上的邪恶，面对所有的不公和不平，你还能够生气，并且很生气，那就说明你是有道德感，或道德感很强。但如果你反过来，对一切不很生气，甚至不生气了，那么说明你道德感已经麻木了，甚至同流合污了。

中国的政治文化，是将野猪圈养驯化为家猪的文化，自由奔放的野猪精神不再被提倡，人民在绝对权力的支配下，或生活在“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或生活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信奉但求生存、不求个性表现的原则。而承传中国古代文化的日本，没有将猪圈养驯化，政治文化中仍然重视自由和个性发展，日本猪年的猪是野猪，新年贺词中也有“猪突猛进”一语。

糊涂不是愚蠢。许多人常以智商去评鉴聪明人和蠢人。但其实人类的智商一般不会相差太远，蠢事通常是由智商高的聪明人做出来的。聪明人过度高估自己，自我膨胀，妄自尊大，轻视对手，过早暴露强势嘴脸。聪明不等于有自知之明，无自知之明的聪明人往往会用他的全部聪明去做一件蠢事。因此，德国神学家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说：“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

孔子从“往者”转向“来者”，不是他的儒学思想有所转变，而是他从希祈依附权力去实现自己抱负，转为潜心治学，教育学生，将自己的思想文化留传。司马迁评价孔子说：天下的君王以至于贤人们多了，当时有荣耀，死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孔子平民出身，思想传十余世，学者以孔子为宗师。

最近海外社交网络流传一段华为高级副总裁陈黎芳去年4月20日的讲话，她指中国在科技水平上与美国仍然相差很远，比如，在复合材料领域，杜邦积累的工艺资料，是中国已经掌握的25倍以上；在微电子、感测器、精密和智慧型仪器仪表等方面差距更大，包括国防特种测试仪器等各类实验设备，中国基本全部依靠进口。讲话提到，中国“只能依靠隐蔽战线同志们冒险”获取美国某些禁运技术，尤其一些军品级别的电子设备和技术，要依靠进口或“特殊手段”取得。

台湾作家颜择雅说，“最打脸这句话的书就是龙应台《大江大海》，此书呈现了中国最近一次改朝换代的无情杀戮，让我们明白为何中国人总自我标榜爱好和平，从不侵略外国，原因就是中国人专打中国人。历史课本那么多改朝换代，每次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

2018年中国经历大起大落，从不可一世到低声下气，到了最后阶段，传来的信息是：在3月被林郑称为越来越有魅力和令人敬佩的最景仰的政治领袖习*近*平，很可能被众元老指为烂泥扶不上壁而遭到下台的压力。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的大胆演讲，针对2018年中国经...

中国近代与世界接轨的发展，都是西方传教士和教会带来的，例子不可胜数。但1949年后，在无神论的执政党掌权下，外来教会连同他们带来的教育、医疗和导人向善的教义都受到打压，掌权者的洗脑宣传把西方教会在中国的努力，称为“外国间谍、文化侵略”，硬将宗教纳入“爱国”范畴，近几年更加强压制地下宗教崇拜活动，拆十字架，毁教堂。

中共宣称的核心利益是政权、领土和民生，但从过去的经历来看，领土和民生都是可以牺牲或不顾的。真正的核心利益只有一个，就是保权，不是“一寸土地不能丢”而是“一分权力不能让”：对大陆是要保政权，对香港是要不断扩大控制权。

中国会相信特朗普有能力干预司法，一些爱国盲众也会相信。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何谓司法独立，不论文明社会的人如何向他们解释行政干预司法是大忌，也是鸡同鸭讲，他们认定掌最大权力者绝对有能力也必定干预司法。

情报工作，全世界都只是情报部门人员或线人的工作，现在中国立法，把这工作扩展到所有中国公民都要去做，那就难免让外国把所有中国人都怀疑是情报人员，而特朗普也说中国留学生是可能的间谍了。中国对这些为国担任情报工作而身陷外国法网的中国公民，如何营救？除了抗议之外，难道会劫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