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东、李华堂、祈宝堂等人突围后，招集旧部、招兵买马，队伍不断扩大。后来他率部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他的队伍兵多粮足，成为东北抗联的重要力量。1936年，东北反日联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召开。赵尚志被推举为联军总司令，谢文东任副司令，后任联军第八军军长，李华堂任第九军军长。谢文东成了当时威名赫赫的抗日英雄。“小小的东三省，大大的谢文东”据说这是日本鬼子当年对谢文东无奈的哀叹！

“当时是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人三国鼎立，我们就是要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斗个你死我活，我们从中发展壮大。”这种丧失基本民族气节的荒唐话，毛居然在党的大会上公开宣扬。明明是自己保存实力、火中取栗，惯于黑白颠倒的毛泽东却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污蔑蒋介石在抗战期间躲在峨眉山上、等到抗战胜利後才从山上下来“摘桃子”。其实，蒋介石自从一九三六年到峨眉山并发表讲话之後，抗战期间从来没有到过峨眉山。如此信口雌黄，正是毛泽东这个“痞子运动”倡导者的“英雄本色”。

当时，吉已经是共产党员，此时索性拉下脸来，部队里亮出了所有共产党人的身份，成立“军事委员会”，吉任总指挥，担任政委的人物可是将来赫赫有名的──柯庆施──柯贼在延安整风中，差点被弄死，被毛给放了，从此忠心耿耿。

直到七七全面抗战，正如曾任毛泽东私人秘书李锐先生後来著书所说：“毛泽东教育全体中共党员，认清中国是蒋介石的，因而中国失败得越惨越好，中国的领土被日本占领得越多越好。”[注11]据当时接近毛泽东的人士透露：“毛泽东在延安获悉日军攻入南京这一消息後，与东京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一样高兴如狂，举杯庆祝，并因兴奋与唱酒过度而满脸通红。”

一九五零年，根据毛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杀人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毛明确要求有600万人口的上海应该杀3000人，有50万人口的南京应该杀不止两百多人，应该多杀。上有好之，下必甚焉。虽然中央下达的杀人比例是千分之0.5到千分之一，但下面的执行者显然从中读出了多杀人的信号，很多地方鼓足干劲，力争超额完成指标。大杀国民党军政人员，就是完成指标的之一。

1932年4月间，方志敏领导的红军乘江西娜妮赣剧团在廿八都水星庙做戏一个月的机会，派暗探来侦察驻镇民团和自卫队人数、武器、行动规律，同时也摸清了当地富户情况。红军暗探化装成卖水果、剧团工作人员或观众，见楼上两边坐的女眷，手上带亮闪闪金镯子的，就留心打听。

当他怒斥日寇，慷慨赴死的时刻，实际上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恢复党籍”的事情，离他牺牲的日期已经过去了四十年（1982）。他不屈不挠地抗击日寇，令敌人闻风丧胆，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民族情操和爱国热忱，跟共产党并不相干。毛泽东的党中央跟他没关系，王明康生的投降路线遭到他的抵制，北满党组织则只给了他不断的猜忌，怀疑和两次开除党籍的处分。

台湾中华民国法务部调查局特藏室珍藏着一批关乎中共党史的特殊资料，特藏室收藏当年中央政府缉毒团调查陕甘宁边区所辖各县种植鸦片的面积书册，内容详细到每个镇约100亩，一个县500亩，还详细解释了鸦片的由来与去向。

中共要“纪念”抗日，就必须继续撒谎。但中共于抗战时期，确实又“战死”了几位将军，所以，这几个将军就成了中共用来证明他领导抗战的证据。好在历史的真实只有一个，而且迟早要大白于天下。所以，这几位将军究竟是怎么死的，也就陆续地随着中共的纪念而“浮出了水面”。这里发表的都是从大陆报刊、杂志、网站上转载的文章，这三篇文章，对于中共几位将军的为“抗日”之死，或是发表见解，或是放声歌颂，我们原文照录，只在关键的地方加上几笔评点，以与作者和读者一起来辨析真伪。也算是对历史尽一点责任吧。

一九六三年六月，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以内奸罪判处潘汉年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罪行有三：一九三六年国共谈判时秘密投降国民党。抗战期间秘密投降日本特务机关，与汪精卫勾结。掩护胡均鹤等中统特务导致二·六轰炸。其实潘汉年的这些“罪行”都是与当时中共最高领导有关，没有当时最高领导层的指示，潘汉年如何敢于与他们秘密谈判媾和。毛泽东不过是“过河拆桥”，“杀人灭口”。

所谓改变中共命运的遵义会议所确定的方向，是“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而非后来所宣传的“北上抗日”。同时，文件还说明，被宣传为"确立毛泽东在红军中领导地位"的遵义会议，实际上其所确定的中共军事最高负责人是周恩来，毛泽东在当时只是助手。

号称“解放”中国人民的解放军，从它建立那一天起，干的就是“杀人放火，资敌卖国”的勾当。这可以从汗牛充栋的中共开国元勋、从龙将帅的《回忆录》、《传记》、《年谱》中得到证明；中共夺权时的解放军(红军、新四军、八路军)，杀中国人：把英勇抗战的国军当作反动军队来杀，把老百姓当作土豪劣绅来杀，甚至把同伙当作AB团来杀；中共篡夺政权后，杀的也仍然是中国人：把放下武器的国军当作土匪来杀，把青年学生和市民当暴徒来杀，把维权农民当不稳定因素来杀。《许世友上将回忆录》也正是这样一本“不打日本人、专杀中国人”的自供状。

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藉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世人大凡读到此文无不惊为天人，对毛的军事谋略、战略家的风采不禁钦佩得五体投地。鲜为人知的是蒋介石早在1935年8月21日的日记中就对日本必败有信心，而且对最后胜利也有大致上的时间表，比1938年5月毛泽东提出《论持久战》要早近三年。

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新四军与日军秘密勾结，投敌叛国。在日寇已经投降的1945年8月18日，作者在日记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后来我证实，中共军队和日军的参谋机构之间的联系，已保持很长时间了。联系的两头是延安和南京。”（561页）

后来成为抗日名将的谢文东加入抗日自卫军。多次打击日寇战果卓著，只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加入国军序列，东北在苏联红军手里交给中共，他被俘枪毙。变成了“土匪头子”。现在有史可查的部分：谢文东率领暴动队员一次打死、击毙饭冢大佐十七名日军；一次阻击日寇一千余人，炸毁军车十七辆⋯⋯

一出四川方言话剧《抓壮丁》，就把抗战时期的保长定格成欺上瞒下、营私舞弊、敲诈勒索的乡村恶棍，也把抗战时期的乡村史定义成乡保长“抓壮丁”的罪恶史。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我们要问一问，这是真实的历史吗？在被“解放”以...

两个主要敌人在一九三一年前后不到两个月先后向中国捅刀。中国人民记住了日本捅的一刀，却没有几个人记住苏俄捅的那刀;中国大陆有的官方书籍现在还在称赞中华苏维埃国是“新中国”的摇篮。拿原则做交易，出尔反尔，引狼入室，在国难时趁火打劫,中共至今视这些厚黑手段为理所当然。老子苏共，儿子共产国际，中共等小共产党是孙子。当然，中共和苏共一直在互相利用。中共听爷爷的指示，在国难时分裂中国，成立傀儡政府，给苏联当刀子使，这是义务;孙子党的人也有好处，可以利用机会称王，做儿皇帝，各级人员分官加爵，于是乐而为之。

中共窃政以来，中共的敌后根据地和八路军被描绘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日本学者远藤誉教授研究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中共和日军的往来互动，并从日本外务省的解密档案中，挖掘出延安当年联日联汪反蒋的证据，从而对中共关于抗战历史的官方叙事提出了挑战，并对中共权力的来源以及权力继承的合法性提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