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在中国显然发挥出了充沛的能量，对一代又一代的女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娜拉由自救、到抗婚、再到追求职业成就的形象变化，不仅是宏观历史中理想女性的范式变迁，更是微观历史中个体女性的成长轨迹。但倘若我们重返历史现场，则会发现，在娜拉被本土化的过程中，多种权力纵横交错，不同的意识形态始终在其背后进行着隐形书写，其形象不断被男性本位的思想曲解、宰制、重构，以服务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定政治议程。

在以往，无论女孩男孩，都可以认为自己是哪吒。但在电影里，却变成了一个100%的超雄男宝小登……中立形象就是这么被男的垄断的。而哪吒的精神内核也不是肤浅的男频网文爽文，大喊几声龙傲天语录，cos神话界李明德，而是一个铅一般沉重的古老话题：反父权。

唐群英幼时即不凡。4岁，当她看见哥哥不缠足反而健步如飞时，质问“哥哥为什么不缠足？”于是她一把扯掉裹脚布，并联络两个姐姐一起进行反抗。10岁时，唐群英便学会骑马击剑，还善于诗文。她的父亲感叹，如果是个男孩，一定会光耀门楣。唐群英听后反问，难道女孩就不能光耀门楣？

李小江还参与组织翻译了一批女权主义经典著作，包括《第二性》和《女性的奥秘》。李小江是最早向国内介绍女权主义理论的学者之一，也是在那个年代，少数强调做妇女研究同样要注重理论发展的学者。这两本书在当时的中国不太受欢迎，这让李小江开始思考西方的女权理论和中国妇女现实之间的割裂。她觉得，和女权主义保持必要的距离，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够和中国妇女真实处境靠的更近一些。

我们戏剧演出里就有一个“身体红绿灯”的概念：像握手、法国的贴脸礼就是绿灯；如果我特别讨厌别人摸我头，那这对我就是一种不开心，一种冒犯，这就是我的黄灯；你的乳房和你的生殖器官这一块都是不可以被触碰，它是红灯。如果有一天TA受到了侵犯，TA会说：我今天红灯了。

将性骚扰/性侵害笼统归结为“师德师风问题”，百色市教育局并不是第一个。这些年来，这个词为无数的教师侵害行为扯上了遮羞布。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刘小样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却向往远方，一直不甘地想象着外面的世界。她说，“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我不满足这些的，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我想看电视，从电视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出去。”这是出走之前刘小样的自我观察与自我主张。

“如果对方的田是荒废的，连地都没开始挖，就召唤你，仗着父母给的一点家底，让你过去跟他一起挖地，你说对这样的人你还去不去？不能去啊。女孩子要找的那个人，他的田里还没种出东西来不要紧，但他是否是在挖地？是否在平整石头？是否在付出实际劳动？这才是你要观察的。他要是连这一步都没做，那纯粹是想把你骗过去当劳力，再迅速搞出几个小孩，把你的腿给裹住，你就陷在烂泥地里爬不出来了。”

CDT编辑注：徐潜川是女权活动家、独立记者黄雪琴代理律师徐凯的微信公众号。徐凯200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曾担任《财经》杂志法治记者，主要报道有《娄烦矿渣山不能承受之重》《器官黑市》《维稳机器》《王立军遗产》等，其中《器官黑市》获腾讯网2012年度调查报道奖和《南方周末》...

距离法院作出判决结果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卢某某依旧没有履行道歉和赔偿，后续许诗婷和舍友准备申请强制执行。女孩们的情谊没有因此改变。“我们平常相处也是闹闹哄哄，大家一起吃吃喝喝、没心没肺的。”蒋帆说，大家认识快10年了，是像家人一样的朋友，密不可分。争吵的时刻、感动的瞬间、笑中带泪的回忆，都是漫长时光里共同经历的，这份友谊难能可贵。

杨笠冒犯的是群体，这是一个正常社会所需要的，这也是脱口秀的特征。我曾看过一个美国脱口秀，一个残疾人主动上台讲了一个冒犯残疾人的脱口秀。他的理由是，我们残疾人也应该被像其他群体一样对待，受到脱口秀的冒犯。冒犯的群体越小，冒犯程度越高。而性别，是人类的第二大概念。对性别的冒犯都不能接受，那就不能接受对任何群体的冒犯。人类之下，就是性别，这么一个庞大的概念，解决不了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