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之所以拿吴晗与《海瑞罢官》开刀，已有研究者指出：“毛泽东当然清楚，批吴晗的斗争并不是吴晗有多大错误，也不是吴晗该不该批，而是要以此为契机掀起一个大的运动，最终达到打击党内的‘异己’力量，即被称为刘邓司令部的一大批人”（苏双碧《浪中纪事》72页）。除了对新版《朱元璋传》结论的耿耿于怀，主要因为吴晗在政治上是北京市副市长，在文化上又是史学名家，这种双重身份，正合适拿他来祭文化大革命的旗，即通过文化战线上的革命，再波及到政治上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我真的疯了。他们请安定医院的大夫给我看病。那时，不止我一个人疯了，冯基平（原北京市公安局长）疯了后大骂毛泽东，范瑾也疯了。”

周恩来时召见他时说，民主党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共代表无产阶级。罗当即表示不同意，说：“你是南开出身，毛泽东是北大出身，我是清华出身。为什么你们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1、1920年代，浙江义乌地面出了一个神童，天资聪颖，智商过人。18岁时考入杭州之江大学，但他志不在此，之后前往上海，考入中国公学。胡适时任中国公学校长，发现这个叫吴晗的学生是个可造之材，对其撰写的《西汉的经济状况》非常赞赏。吴晗对胡适也是十分仰慕，曾写信...

这次批斗一个考题，连《人民日报》也杀气腾腾，显然不是香港官员为了交心斗左导致的意外。回顾北京对港研判与政策，中共其实自2003年之后，便已经处心积累对香港教育界进行大清洗。

首先，吴晗完全忽略了毛泽东领导的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仍有农民革命的强烈色彩。其次，吴晗似乎也没有发现毛泽东潜意识里的帝王情结。曾经严格的史学训练让吴晗还不至于说出有违史实的昏话，但也正是这些真话，却招来了致命的一击。

一个与吴晗共事过的文人，一再向他表示过对吴晗的不满，正是吴晗的斗争坚决性使其打成右派，蒙受冤屈，历经磨难达20载。罗隆基死于1965年，章伯钧死于1969年，储安平至今生死不明。李辉表明：在反右运动中，因吴晗愤怒“控诉”而深受伤害的不止一个人。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序曲开始了，吴晗也做了阶下囚，于69年10月11日死于监狱。

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遗孀，她当年对国民党政府的敌视态度客观上极大地帮助了中共，毛泽东当年称赞她对新中国的贡献，说的是实话。她充当新中国的副主席，也在面子上使这个政权带有一定的联合政府性质，这在客观上也帮了中共的忙。但是，岁月流逝，毛泽东竟绝情地下了逐客令，并请她到海峡对岸去，这明显是宣告，她是大陆不受欢迎的人，是国民党的人，和中共不是一路的人。此时的宋老夫人，丈夫已去，青春已逝，三姐妹天各一方，而一向投靠的人们竟然说出如此绝情的话，宋夫人的内心的震动和悲痛是可以想见的。

在毛周的眼里，吴某本来就是一个颇有特色的花瓶，一入中共就失去了观赏价值。一直到1957年，知识分子们吵吵嚷嚷的时候，吴晗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他被接纳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但却有一个附加条件：他必须作为秘密党员加入，对外仍是民盟身份。人们唯一清楚而不寒而栗的是：一个执政党在和平时期竟然有秘密党员！直到文革，他才明白自己也许从来就不是“自己人”，或者斗起来就不管你是不是“自己人”。这回要减的就不是几碟小菜，而是他的脑袋了。

其实在中共建政后的几十年里所发动的从无休止的历次运动中，除了“6‧4”因为我家没有相应年龄的人以外，其它的哪一次运动，我家都有人在共产党残酷的斗争中挨整、受迫害，甚至丢命。

吴晗告诉同为大历史学家的翦伯赞说：“我想毛主席是了解我的。我的《海瑞罢官》毛主席看过，而且赞扬过的。我听马连良亲口告诉我的。《海瑞罢官》是他主演的嘛。那个戏公演后，毛主席特意在中南海家里接见了马连良，还请他吃饭，马老板当场给毛主席演了几段。毛主席很高兴，说：‘戏编得好，你演得也好，海瑞是好人。’。马连良很激动地对我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

1953年11月，北京市委决定，“要打破旧的格局给与我们的限制和束缚”，行政区域要设在旧城中心，并且要在北京首先发展工业。自此，北京古建筑开始被大规模地拆除。当年梁思成认为，城门和牌楼、牌坊构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的独特景观，可以通过合理规划加以保留。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吴晗与他争论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当场痛哭失声。

延安整风20多年后，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恰恰又是周恩来，刘少奇已从当年整人者的位置退下来，被迫进入被人整的角色。在周恩来担任专案组组长的期间，专案组“战果累累”。初战告捷，揪出了薄一波、安子文等人，史称为61个叛徒案。接着，扩大战果，最后将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案，不但刘少奇死于非命，而且受株连立案的有22,053件，并有28,000多人因此判刑。此案极有可能是盘古开天以来，株连人数最多的冤案。

谁能想到，毛泽东说的话、毛泽东表的态全都不算数了。吴晗也没有办法找到毛泽东当面对责，毛泽东也不可能给他这个机会。即使给了他机会，他敢为自己辨诬吗？吴晗冤啊！吴晗比窦娥还要冤！窦娥还有地方去告状，吴晗既没胆量，也没地方去告状。

周信芳成了整党的对立面，成了整党“吐故”的对象和“纳新”的警示。实际上，张春桥是借周信芳这个“靶子”，来展开并阐述文革整党的思路。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张春桥密集地提吊周信芳，实质上是借助这一个案，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步步紧逼地指点造反派的行动。

毛泽东当然清楚，批吴晗的斗争并不是吴晗有多大错误，也不是吴晗该不该批，而是要以此为契机掀起一个大的运动，最终达到打击党内的‘异己’力量，即被称为刘邓司令部的一大批人”除了对新版《朱元璋传》结论的耿耿于怀，主要因为吴晗在政治上是北京市副市长，在文化上又是史学名家，这种双重身份，正合适拿他来祭文化大革命的旗，即通过文化战线上的革命，再波及到政治上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被称为两袖清风、持心公正。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日记中曾明确表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这个“怀疑”既是他心迹的流露，1948年底，吴晗以共军军代表的特殊身份，奉周恩来之命发“挽留”函电劝梅贻琦留下来，他没有听从这一建议，而是像胡适一样悄然乘飞机到了南京。他的一位友人曾问他为什么不留在大陆，他说：“我若留在大陆，只有两种可能的出路，一是当傀儡，一是当反革命。因为这两者都是我不愿意作的，所以必须离开。”

1950年代的反右斗争，是中国知识分子劫难的开始，直至文革打倒顶峰，无数知识分子被打倒，惨死他乡。在钱锺书看来，知识分子被打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性的沦丧，知识分子间的相互出卖。今天你打倒我，明天我打倒你，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在谈到吴晗的悲惨命运时，钱锺书颇有些戏虐地说“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

京剧《海瑞罢官》的独特历史地位，并非因其艺术成就之高，而是因为姚文元对它的批判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海瑞本是一个明代的官员，历任知县、州判官、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尚书丞、右佥都御史等职。他正直刚毅，为政清廉，职位低下时敢于蔑视权贵，做了高官仍直言敢...

49年毛共许诺善待知识分子，搞民主政治，胡适不信，逃去台湾，安度晚年。吴晗信了，家破人亡妻女不保，被钢丝勒喉，凌虐致死。山西王阎锡山不信，战败逃往台湾，得以安生保命。傅作义信了，胞弟饿死于夹边沟劳改农场而不能援，女儿受辱于集中营而不能救。老舍信了，投湖自沉；束星北信了，牛棚吃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