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售卖的《经济发展理论》。（网络截图）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三位对‘创新’研究有贡献的学者，可见‘创新’的重要性。这也让我想起一九九九年四月，被台湾媒体封为“竞争力大师”的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再一次抵台发表“高价”演讲。尽管被形容“价码高”，但以座无虚席的场景言，可推知向隅者应不少，如此，相对来说，其票价实际上是“便宜”的。真实的市场景况是如此这般，只不过听讲者“事后”是否都觉得“值回票价”呢？这都藏在听讲者的个人心中无法客观得知，但由媒体报导及有些评论，可知波特此行似乎并不像上次带来“钻石理论”算是有创见，而只提出“创新”这个老掉牙的创意名词。不过，由今日诺贝尔奖再度肯定，可知“创新”的历久弥新、颠扑不破，甚至愈陈愈香。那么，“创新”的原创者何许人也，它又是何义？
“创新”理论溯自一九一二年
“创新”(innovation)这个名词的出现，可追溯到一九一二年，在《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这本名著中出现，其作者是鼎鼎大名、已故的奥国学派一代宗师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有必要在此一提的是，虽然熊彼得普遍被归在奥国学派行列，但其一些主张其实与奥国学派的传统差异极大，尤其一九三三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教，归化美国之后更是，例如他大力提倡的经济学数理化，就是奥国学派抵死反对的。在二〇〇〇年时，熊彼得还被路透社一项对经济学者调查“过去这几个世纪以来，谁最具经济影响力？”，选为第五名，次于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马克思（Karl Marx）和弗利曼（Milton Friedman），可见其影响既深且远。
熊彼得提出“创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这种主张，他所谓的“创新”其实就是将各种生产要素加以“新的组合”，以当前流行的经济学术语，就是“不同的生产函数”。所以，所谓的“创新”也就是创造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使各个生产因素在不同组合下，能创造出更多的产出。由于在任何一个时期内，生产函数都可以表示为依社会在当时的知识水准下，每一生产单位所能使用的技术，因而“创新”往往与“技术进步”同义。
具体而言，“创新”概念包含五种:一是新物品的提出，或对一件原物在性质上作某种改进；二是新生产方法的提出；三是新市场的开发；四是新原料或半制成品来源的发现；五是新产业组织的形成。
对照熊彼得一九一二年的说法，波特和当时台湾台面上与之对谈的成功企业家有没有“创新观点”？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不过，这并不表示他们的谈话内容不重要，也不是说创新没价值。反之，我们可以明显得知，熊彼得早就道尽现代社会如何前进的秘诀，在历经一百多年还能闪闪发光，足见这个理念禁得起考验，是颠扑不破的。二十世纪末二〇〇〇年千禧年，新经济、知识经济响彻云霄，但就其本质内涵，仍然脱离不了创新这个老概念。
历久弥新的“创新”说
其实，不用波特等人再炒这个观念，一般的中外标准教科书中，已白纸黑字将担任创新角色托付在“企业家”身上。翻开任何一本中外经济学教科书，都会告诉我们生产要素可归为四种，一是劳动；二是资本；三是土地等自然资源；四是企业精神。最后一种就是所谓的“企业家”所拥有的特质。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劳动和企业家指涉的对象既然都是“人”，为何需要作这样两种不同生产要素的区分呢？若作深一层的探索，其中的确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不过，如果予以简单化，是可以作这样的区别:劳动指的是有形的、可以量化的劳动数量及其提供的劳务，通常以“人数”或“工时”做为单位，其单位价格或报酬常以“薪资率”或“工资率”称之；至于企业精神的解释就比较棘手，较为通用的解释就是熊彼得提出的创新行为，值得一提的是，必须对“创新”(innovation)和“发明”(invention)作明确区分，前者是发明之中具市场价值者才算，而后者可用“无中生有”称之，此与当前的“研究与发展”(R&D)这个通用词差可看成是同义词。
由于发明原本就不简单，既劳心又劳力，又得耗费其他的成本，进一步要得到市场人士的青睐当然更艰钜了，因其必须冒着偌大“风险”，以及具备对抗“不确定性”的勇气和担当，血本无归的概率是难以估量的，一旦成功当然也应当有较高的利得。，就因为需要具冒风险的无比勇气，并且也要拥有较高的能力，一般凡夫俗子似乎被认为较难做到。即使有勇气冒险，也有发明的热忱，但却屡试屡败，这种人当然无法列入企业家，也不能称其拥有企业精神。准此，标准经济学教本里，就将企业家的报酬特别再以“利润”称之，意义是“总收入减去总成本”，其有“剩余”、“加值”之内涵。当然，我们所说的成本都是“机会成本”，这里所说的利润指的是“经济利润”或“超额利润”，是超过“正常利润”的那一部分(对这些基本名词不了解的读者，可以查阅任何一本当代经济学教科书)。
人人都可以是企业家
经由这样的解析，我们其实可回归到一个非常简单的、但也可能让大多数人费解的观念，此即有能力创造多余利润者就是具企业精神的企业家，如此，不必是大公司的负责人、不必是社会名流，都可以是企业家。换句话说，能创造“多余价值”者就是企业家，所以，全人类的企业家似乎比比皆是，差别的只是程度大小而已，但，我们必须再加上“不以暴力、欺骗、胁迫手段”、或“以光明磊落、诚信伦理态度来创造利润者”就是企业家，其精神就是企业精神。这种认知与已故的一九七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早在一九六〇年代早期就说出的“企业家只有一个责任，就是在符合游戏规则下，运用生产资源从事提高利润的活动，亦即，需从事公开和自由的竞争，不能有欺瞒和诈欺。”不是大同小异吗？而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作这样的引伸，是否与熊彼得的原意不符，这有赖读者们仔细研读这本《经济发展理论》。
读这本一九一二年的旧作(英译本一九三四年)，再对照今日的经济学书籍，不免有所感触，今天的经济学家，虽然也强调“人的行为”，但其实在图形和数学模式的包装下，几乎与“机械人”无异，完全失去了人味，而读熊彼得的书，就觉得有人的呼吸在，特别其强调经济制度内在因素，更是当前经济学书籍所丢弃，但却是极其重要的。因此，很高兴能看到本经典书中译在台湾出现，可是由于本译本出自中国大陆学者，一些用语会让台湾读者多费一番思量，即便如此，其精髓仍然存在呢!虽经近四年后才再版，但在此速食化、不重视读书的时代，这么生硬且不易懂的翻译书得以再版，更证明其具长远价值性呢!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